（2010/3/9改革内参文稿）

2月27日，温总理在与网友连线时明确指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次日，教育部新部长袁贵仁也明确表示，高效行政化倾向包括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两个方面，要逐渐改变高校行政化。

大家知道，关于“高校行政化”问题，社会各界包括大学方面的校长和教授等，都已经嚷嚷了多年的事，但教育行政管理当局一直都没有正面回应。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来自上面的正式认可和明确导向，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但是，富有喜剧性的场面立刻就出现了：就在总理和部长都公开承认并表示要努力“去行政化”的当口，一位多年来不时批评高校行政化倾向的大学校长，却立马一反常态站出来，以人大代表身份“说反话”：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

在我看来，在“高校去行政化”这件事情上，这位大学校长一正一反的言论，无异于是旗帜鲜明地在向世人宣示：作为校长，过去我反对“高校行政化”，是为了向教育部要自主权；现在教育部说，你不是要“去行政化”吗？那好吧，先把你校长的行政级别取了！这下触及到了我做校长（其实有行政级别的校长正是高校行政化最为显著且严重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痛处，于是马上变了态度，高喊：你取了我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态度事件”，无论从事件当事人自己戏剧性的言谈表述来看，还是就事件本身所折射出来的戏剧性效果来说，都清楚地说明：高校行政化，其实是整个“大一统、官本位”社会文化环境孽生出来的畸形物，是“大一统、官本位”教育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和基本表现形式；只要“大一统、官本位”的社会文化环境还存在，“大一统、官本位”的教育运作体制依然如故，那么要在高校实现“去行政化”，可以说就是一句空话或废话。

袁部长说，高校行政化倾向有内外两个方面，其实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就一条，那就是“大一统、官本位”的体制。正是由于政府大一统办大学，才需要赋予大学校长一定行政权力，在组织形式上自然就表现为一定的行政级别。由此，环环相扣，使得所有人和物、事与理全都沾上有行政级别的“官气”。

由于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大学内部各级自然也要有行政级别；不仅各职能科室要有行政级别，而且各院系教学、科研机构都必须有行政级别；不仅大学内部各项学术活动要有行政级别，就是与大学教学、科研活动有关的各项外部学术事务，诸如学术会议、学术项目、学术刊物等等，都是有国家级、省部级等等行政级别的……

要在这种“大一统、官本位”的文化氛围和体制中存活，就必须有“行政级别”、有“官衔”，否则没法在圈子里混。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拥有正式行政头衔的“纯种教授”，为了让他们在这种生态下能够“存活”，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借助各种名目，给大家弄一个准行政头衔来。例如，目前各大学“研究中心”满天飞现象，其实就是为了给没行政头衔的教授们，弄一个“主任”的头衔来顶顶，好让他们出去办事，否则，就如我们那位校长所说的，没有行政级别，光说你是教授，“出去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样，从外到内、从内到外，大家全都是“官”对“官”，说的都是大一统的“官话”，打的都都大一统的“官腔”，做的都是大一统的“官事”，办的都是大一统的“官学”。“千人一面”是因为“千校一面”，“千校一面”就是因为“千人一面”，“千人千校一面”说到底都是一个“官面”。我认为，这才是高校行政化的反动实质之所在！

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和体制氛围下，所有的人都是“双面人”，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置身于大学校园，都有学术身份，并在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按照“官大学问大”的游戏规则拥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另一方面又都或多或少地沾有“官气”，有（准）行政头衔或官方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行政化”？你要把谁的“行政化”给去了？你又能把谁给“去行政化”了？

比如说“教授治校”，这话简直是莫名其妙！你看看我们现在哪个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的那个处长不是“教授”？！他们每天忙忙碌碌不是在以“教授”名义和身份“治校”吗？在“大一统、官本”的现行体制下，你能够找出一个或一群完全没有官方身份或官气的“纯种教授”来治校吗？即使能够找到几个这样的“纯种教授”，我也敢肯定，他们恰恰大都是现行体制的“边缘人物”，你把他们找来，在现行体制环境和游戏规则不变的情况下，能指望他们把我们的大学真正给“治理”了，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因此，确如我们那位敢讲真话的校长所言，如果整个“大一统、官本位”的体制和文化环境不变，光把我这个校长的级别去了，这不仅“不公平”，实际上也“没有用”。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使得我们能够由此出发，将整个“大一统、官本位”的体制一举推翻掉？

要我说，可能很不幸，这“突破口”说不定还就在我们的大学校长身上。是不是可以这样展望一下“美好”的改革路径：

——先将所有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统统去了，让他们如此这般地感觉到“难受”；然后，他们就不会老是眼睛向上找部长，而是想办法与行政长官保持距离，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当然，这可能是奢望）；

——这样，慢慢蜕去大学校长乃至教授身上的“官气”，到一定时候，这些失去了“官养”的大学同仁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很可能就不得不向外、向内、向社会、向市场、向民众、向制度创新找出路；

——最后，在教育制度改革和学校组织形式上，去积极推进“非国有化”改制，将大一统的“国立大学”体制逐渐瓦解，在社会各界力量的促动下，说不定会在不太长的将来，能够形成当年中国曾有过的那种“公立私立多元鼎立、你追我赶平等竞争”的高校办学体制新格局。

到那时候，大学“行政化倾向”才可能真正“去”矣！

               （原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11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