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正面临经济单科改革三十多年未有之变局。未来几年，我们面临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前景？这实在是朝野双方共同的心结。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还可以再增长20年，我无法相信这个预言。改革开放30多年积蓄起来的能量肯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经济增长的能量在原有政治框架内已经充分释放了。诚然，我们看到GDP仍然在以两位数增长，但谁都知道这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开支日益庞大而税源枯渴的情况下，为了卖地赚钱而不计后果地推动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除此以外，这架已经高速运转了三十多年的机器已经没有新的动力了。我相信，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可以断言的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已经走到了政治转型的十字路口，其实朝野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无非有些当政者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把问题说穿，但他们近几年一直惴惴不安，像走钢丝那样唯稳定是求的心态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当政者总算渡过了2009年许多敏感的日子，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从表面上看，金字塔尖上那些权力操盘手们关心的是经济危机下的民生问题，其实他们心里想的分明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前景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牵涉到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相信，弄清这一问题，明确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精彩大戏究竟是什么，这无论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献愁供恨的民主志士，还是对正在孜孜不倦地求田问舍的衮衮诸公，或者是对那些站在权力的金字塔尖日夜为党国操劳的政治局大佬们，都是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往往是纠缠不清甚至有误解的。应该肯定的是，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关联性。早在1959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Lipset Seymour Martin）就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参与倾向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称为李普塞特假说。（《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二章：“经济发展与民主”）三十年以后，亨廷顿（1991）进一步指出：“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了新加波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⑴斯迪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1995）如此评价：“李普塞特最早观察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最有力的发现之一，除了印度等个别例外国家，很穷的国家倾向于实行威权体制，很富的国家则绝大部分是民主国家。”⑵

　　以此推论，经济发展应该是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但是，这个推论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经验事实相左。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以及韩国、新加波、中国等国家，很长一段时期内，威权政府成功地发展了本国经济，降低了农业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民主变革，反而成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有效延续威权政体的工具。这种现象，使得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联性产生了怀疑，法国学者索尔孟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罗德理克的话说：“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证实两者之间的关联却是完全不可能的。”罗德理克甚至提出，经济成长率和民主进程似乎是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托盘上各自演变。⑶

　　1993年10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克·盖肖罗斯基对经济条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和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作了统计学上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民主转型几乎没有作用，而198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却对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概率具有正相关关系。⑷海哥德和考夫曼对此作了更加严谨的研究。在《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中，这两位政治学者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统计年鉴，在拉丁美洲、亚洲、东欧、南欧和非洲的广泛地域内，对1970——1990年间发生民主转型的27个国家转型前（以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的那一年为界）的经济状况作了调查，以转型之年和之前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减去转型之前五年的平均值，发现其中有21个国家在转型前5年经历了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下降的过程，有18个国家在转型前5年有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上升的现象。⑸显然，经济增长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是这些危机转型国家在转型前的基本特征。

　　海哥德和考夫曼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危机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⑹经济危机为什么能够对政治改革起催化作用呢？这是由威权统治的特点决定的。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不同，极权统治是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但是，在威权主义时代，威权政府虽然仍然垄断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传播媒介，但已无法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无法运用行政权来控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威权体制的统治中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威权统治纯粹依赖对某些社会阶层的物质刺激来获得支持，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政府不掌握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它只能通过财政渠道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层次上对某些社会阶层和特殊群体实行物质优惠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雄厚的财政力量是威权统治得以延续的前提条件。可想而知，一旦经济危机摧毁了这个条件，威权统治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绩效的急剧恶化，即增长放慢和通货膨胀加剧，二是威权政府在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经济绩效恶化对威权政府的致命打击首先是财政收入的减少，造成财政拮据。各国民主转型的历史表明，除非军事失败或被外国占领，造成威权政府退出的直接原因总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文化精英联盟的分裂和背弃。财政拮据意味着威权政府无法继续用物质刺激来保证军警和其他公职人员对自己的忠诚，也无法摆平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团体之间在经济收入上的互相攀比。其次，经济衰退时期，各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普遍降低，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常因收入分配不公而放大，变得更加具有爆炸性。在低增长和高通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极易诱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常见的是，“与严重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冲突直接导致了若干国家在任威权政府的垮台。”⑺再次，危机容易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这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反对运动的风险，为反对运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公众抗议的扩大也增加了威权政府实行镇压的成本和风险。

　　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指的是，调整政策会失去既得利益阶层的支持，维持现行政策则会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威权政府只能在两种风险之间作出权衡。举个现实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状态，因此，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唯一有效措施，是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措施大幅度增加社会弱势群体的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可是，这样做意味着军警、国家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强势集团收入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导致他们对政府忠诚度的降低。他们是威权政府赖以维持政治稳定的基础，降低这些人的收入无异于自挖一党专政的根基。总之，与极权体制不同，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是威权体制的基础，离开物质刺激和金钱安抚，威权体制就不能存续一天，而经济危机却摧毁了威权体制的这个基础。

　　综上所述，一方面，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是威权政府用来维持专制统治的工具，只有经济危机才能催化民主转型。对于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海哥德和考夫曼解释说：“某一确定的国民收入门槛可能是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并不能解释民主化转型的动力以及它们为何会实实在在地发生。”⑻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说得更加明确：“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⑼因此，他强调：“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⑽

　　亨廷顿在此书中有一句堪称名言的话：“一个民主政权不是由民主化的潮流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不是由肇因建立起来的，而是由肇端创设的。”⑾这里所说的肇因就是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而肇端指的是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然，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民主化转型的肇因——我们已经具备了民主化转型的条件，而当前的经济危机则随时有可能引发民主化转型的肇端。我国的民主化转型，现在已经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了！

　　最后，应该说明，经济危机仅仅增加了民主化转型的概率，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一定伴随着民主化转型。亨廷顿指出，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民主转型的原因，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是所有民主转型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危机既不是民主化转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⑿在历史上，不乏一些国家的威权政府渡过经济危机的例子。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场严重经济衰退中仍然能够平稳控制政治局面；在非洲的赞比亚，威权政府能够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中令人吃惊地保持执政地位；1989年以前的波兰和罗马尼亚也曾发生过严重经济危机，但并没有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都没有促成民主化转型。另一方面，发生民主化转型的国家，转型前也并不一定都有经济危机。在海哥德和考夫曼研究的27个转型国家中，有6个属于非危机转型，如韩国、智利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发生在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胀时期。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经济危机大大增加了民主化转型的概率，作为一个威权体制国家，我国在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增长以后，突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毫无疑问，民主化转型就成了今后几年的大概率事件。至于这种大概率事件是否会成为历史事实，以及会采取哪一种形式——是温和的改革形式，还是激进的甚至充满暴力和血腥的革命形式，那就要看上帝的旨意了。我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由偶然性统治着，而操纵偶然性的只能是万能的上帝，因为任何概率小于1的事件都不过是一种趋势，在其过程尚未终结时，都有可能被一些随机和偶然的因素所改变。记得江棋生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人类的历史并不是剧本先定的正式上演，而是既存在确定性，又伴随大量不确定性的过程。我想，任何历史剧的看点，就在于它在未谢幕时的不确定性。正是那些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不确定性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使历史显得多姿多彩和威武雄壮。

　　【注释】

　　⑴⑼⑽⑾⑿塞谬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序P3；P82——83；序P4；P120；参见P46-47；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⑵⑸⑹⑺⑻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R·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P25——26；P33——34表1-1；P24；P4；P26-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⑶转引自茉莉《读索尔孟的“经济不说谎”》

　　⑷马克·盖肖罗斯基：《经济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一种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分析》，转自海哥德和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P32

　　2010年3月19日

　　（原文载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