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区域金融竞争优势在哪里？
——在协作中谋划金融竞争优势，争夺区域金融主导权
彭小兵
2010年3月6日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金融业近年来正在经历一波“西进运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有“西三角”之称的重庆、成都和西安，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谋求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然而，综观看来，这一波区域性金融中心谋划布局和建设的浪潮，却是几个禀赋相似的经济体在邻近区域同时追逐区域金融龙头的非理性同质竞争。对这种竞争态势如果不加以重视并设法消除，重庆未来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建设将遭遇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重大挑战。
一、中国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态势，同质性明显，协作性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呈现出金融决策管理依靠北京，金融要素市场建设依靠上海和深圳，金融国际化发展倚赖香港，诸多城市竞相争夺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发展格局。
以“西部三雄”之称的重庆、成都和西安为例。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是重庆的既定政策；在重庆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黄奇帆市长提出重庆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速打造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四川省政府日前正式出台《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0—2012年）》，对成都的西部金融中心和全国金融服务的“总后台”定位进行了金融总部商务区、金融产业集聚区和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的明确功能和区域划定。而近日正式出台的《西安市政府关于支持西安金融商务区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从财税支持、土地支持、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西安金融商务区发展，目标也直指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和欧亚大陆桥国际金融中心。我国西部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庆、成都和西安，不仅从舆论、规划层面而且从政府决策和政策上掀起了争夺西部金融中心地位的直接竞争。
西部大开发十余年来，地理位置上很靠近的重庆、成都和西安在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三个城市在调整产业结构格局方面，却缺乏指导性和协调性，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各自为战、非合作竞争等问题，各自的资源和优势也未能被有效使用。在相邻甚至同一区域同时争夺金融中心的争妍斗丽态势就是区域产业布局协调性不足的体现。这种竞争格局将导致无序和重复，且难以实现实质性的有效合作。按照博弈论术语，在重庆、成都、西安不遗余力参与争夺“金融龙头”的条件下，一方城市的策略博弈只能选择竞争战略，明知合作的利益所得将远大于这种竞争博弈，但局中人是按“个体理性”做出选择，并不考虑“集体理性”，因而排斥合作发展，甚至爆发口水战，导致争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博弈演变成为非理性同质竞争局面。
从中央的布局来看，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以及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将重庆列入国家五大中心城市的政策举措表明，中央将不会在西部地区重要城市上平等地分配资金与资源，而是选择重点突破政策。已有的信息也表明，除了新疆和西藏其特殊的民族经济发展、资源保护和生态重建外，中央政府将在国家战略层面发展西部的三个重点经济区，分别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陕西省西安至甘肃省天水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然后从点到线再到面实现非均衡错位发展道路。但是，至少在较为特殊的西部金融中心构建布局方面，中央政府似乎未能合理地统筹，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的非理性行为。
二、重庆的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建设，需要认清形势，做好定位，争取区域金融规则主导权
从历史背景、现实条件和未来前景来看，重庆要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必须从两个方面谋求区域金融竞争优势，以应对来自成都和西安的威胁。其一，拥有成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所必需的足够大的开放的市场，并应该首先是一个具有重要区域影响力的经济龙头。其二，掌握区域金融的政策话语权，拥有区域金融规则制定的主导权。金融规则的制定就是有关金融标准的制定。金融规则非常重要，它既是技术选择的问题，更是涉及金融产业体系的发展前景问题，因为一旦确定了一项规则作为主导标准，就意味着主导方在未来各个相关领域里具有最强优势的蛋糕或利益瓜分权。谁拥有了主导权，谁就掌握金融博弈的主动权。
上述的两个方面，重庆有喜有忧。目前，重庆金融发展中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如金融创新力度不够，金融开放合作不足，高端金融人才缺乏，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僵化，民营金融的活力不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等等。不过，就金融市场的容量而论，有中央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有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支持，有依托于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以及蓬勃发展的内陆腹地经济，重庆将具备成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经济实力，其金融市场容量不容小觑。但对于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参与，重庆的能力有限，也不是重庆所能掌控。由于历史原因，成都、西安目前有着优于重庆的总部经济特征和外国领事馆集聚特征，这使得成都和西安当前具有超过重庆成为主导金融游戏规则制定和参与的优势。相比不足的历史积淀，使得重庆相对缺乏区域金融市场规则的主导能力，也抑制了重庆参与全国金融标准制定的能力。
那么，在游戏规则主导制定的未来竞争中，重庆能够扭转劣势并获得确定金融标准的主导权吗？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关于产业内贸易和空间经济学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的实质就是“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即如果一个市场足够大，那么即便是完全相同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也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基于克鲁格曼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聂辉华进一步认为，市场选择主导技术标准，拥有庞大消费群体和市场的国家就拥有了主导标准，并在“路径依赖”下不断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些理论成果对重庆金融发展的意义在于，重庆是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央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拥有庞大的区域市场和城市消费群体，拥有广泛的区域影响力，因此，在未来西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重庆拥有了主导技术标准和金融游戏规则的强大谈判能力、游说能力。
三、推动重庆金融发展，需要促进区域金融协作，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扩大金融市场容量
制度建设与市场主导是建立金融中心的第一要件，争夺区域金融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是重庆迎接金融中心竞争挑战的不二选择。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家即将展开“西部大开发新十年规划”，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需要转变意识，在清晰、明确、差异化的定位基础上，促进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并在开放程度、政策吸引力、金融生态、经济总量和金融体制改革创新等方面，增强竞争力，扩大影响力。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
促进区域金融协作，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金融市场不仅是实体经济融资的场所，也应该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开平台。在区域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区域性金融中心争夺的竞争关系，不应该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而应该是特色鲜明和层次分明的联动发展关系。从区域国民经济整体上看，没有区域协作，就不可能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同样，没有区域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重庆也不可能具备健康强壮的金融机体，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具有强大集聚力和辐射力的金融中心。另外，由于成都是举四川省、西安是举陕西省的力量来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因此，一方面，重庆需要推动长江上游各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自由竞争与交换，形成一种竞合关系；另一方面，重庆尤其要利用东盟的海外合作通道，加强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湖南、湖北等省、自治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金融服务信息交流，扩大影响力。
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谋划区域金融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空间经济学理论同时认为，城市化以及地区人口的大规模空间聚集也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因此，推进城市化有利于获取竞争优势，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基于此，重庆要在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优势，深化统筹城乡改革，深入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夯实和增强重庆未来主导区域金融游戏规则制定和优先参与全国金融标准制定的基础与实力。
四、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加快推进制度建设，着力解决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着力解决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这是增强重庆的城市吸引力、区域影响力，扩大区域金融主导权的前提。要积极推动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国有的和民营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只有竞争才能导致垄断租金耗散，最终使企业之间的享受金融资源的差别减少，民间金融才有活力。要推进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统筹和均衡配置，通过公共资源再分配手段扶持民间金融企业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改善弱小和偏远农村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
强化金融市场的法治建设。这是增强重庆的吸引力、区域影响力，进而扩大区域金融主导权的保障。市场化的充分发育和推进，需要依法办事，以法治化为保障。没有法治作保障，任何市场化都将导致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并收缩个体的经济自由。这是历史的铁律。为此，需要强化制度化的监管和法治监督，必须减少并逐渐消除行政权力支配市场和直接配置金融资源，杜绝权钱交易和操纵金融市场的现象；要打破垄断，扩大个体经济和民间金融自由的权利，激发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开放言论表达和信息获取的空间，赋予社会组织和民间金融机构在金融决策和资源配置上谈判权。
加快推进金融领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金融运行机制的改革。这是扩大区域金融标准制定的主导权的基础。深化金融改革，不仅在于抑制公权力可能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危害和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也在于提升公共部门的决策效率、服务水平和执行力，充分发挥出市场机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