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       記  

這是我對《詩品》注釋、研究的第五本著作。

本書並不是《詩品集注》改寫或縮寫，而是有新視角、新結構、新體會、新發現的一本新注。

把一種六朝理論經典，用各種方法，從各個角度，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收集所能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從版本的校勘，文字、語詞、本事的注釋，理論的研究，域外漢學和「漢字文化圈」參酌諸方面，用「竭澤而漁」的方法，進行細化的集成性的研究，把研究的整體性和真理性都提升一步，也許是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的一種趨勢。

劉勰的《文心雕龍》已有「龍學」、「龍刊」、「龍學會」，鍾嶸《詩品》不僅沒有「專學」、「專刊」和「研究會」，連一次專門的《詩品》討論會也沒有開過。這對《詩品》研究水準的提高很不利，我在研究過程中就碰到了許多問題，產生許多遺憾。

為了彌補這一遺憾，我在注釋的時候，遇到疑難或眾說紛紜的問題，就開「電話會議」。

我開過許多次的「電話會議」。上海的，北京的，臺灣的，香港的，日本的，韓國的，法國的，我與一些《詩品》愛好者和研究者通電話，用伊妹兒進行聯繫，討論問題。通電話的人，大都是對這一問題有發言權的專家，有的是現有結論的提出者和保持者。

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十多年來，每遇學術難題，如《文心雕龍集注》應該用什麼版本，用元至正十五年本是不是好等問題，總是打電話向王運熙老師請教，還像以前在復旦做學生那樣。而王老師也總是用他特有的耐心細緻，向我傳授知識和學問。學問，學問，一是「學」來的，二是「問」來的，我相信這一點。

從一九九六年我訪學香港中文大學開始，就和吳宏一先生討論《詩品》問題。他非常推崇他的老師王叔岷先生的《詩品》研究。親自為王叔岷先生的《鍾嶸詩品箋證稿》設計封面。《鍾嶸詩品箋證稿》一九九二年出版，其時，拙《詩品集注》已經交上海古籍出版社，王著不及見，許多精彩的箋證均未能收入。但是，對王叔岷先生一九四八年刊出的《鍾嶸詩品疏證》，卻取資良多。

一九九四年，我從日本回國，拙《詩品集注》出版。一九九六年，赴台灣參加由東海大學主辦的「魏晉南北朝文學討論會」。第二年又去臺灣，均拜訪了離臺灣師範大學不遠的王叔岷先生的寓所。向王叔岷、王國瓔教授請教，一次梅家玲教授同來。因此，通電話便是請教的繼續。

張伯偉兄的《詩品》研究早已告一段落，而我卻還跟在他的身後“拾麥穗”；但是，他也行而不遠，在致力域外漢學，成果累累以外，仍然在主編《中國詩學》。他的研究，借用《詩品》的話來說，就是「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蕭華榮和楊明先生是我一見面，就可以為友、可以為兄的人。從我研究《詩品》開始，他們就扶持我，幫助我。我有問題，問他們，最沒有思想負擔。兩位師友均出版過《詩品》注釋專著。蕭華榮是論鍾嶸生卒年最有貢獻的學者之一，他指出鍾嶸入國學為「國子生」的時候，和他哥哥鍾岏是同學，在鍾嶸生年問題上有重要發現。他出版的《詩品注譯》，是建國後第一部新注。楊明先生寫過《鍾嶸詩品注釋商榷》，在《詩品》注釋上有獨特之見，他《詩品譯注》有很多新意。

王發國先生是繼王叔岷、逯欽立、日本中沢希男、韓國車柱環教授以後，在《詩品》考證上最出色的。他的考證，解決了《詩品》很多疑難問題，本書中不少詩人的生卒年，就是出於他的成果。

鄔國平先生則是近年來《詩品》出色的研究者，他許多糾偏補缺的文章，實事求是，像裁判一樣準確。他說正確了，差不多就正確了。因此本書出版前，和他的電話討論非常頻繁。

我喜歡把人事介入研究，把師承和友情帶入學術，因為學術經常是集團性的，而集團的內部則會有師承和友情。學術的過程，往往是友情的過程和自己生命的過程。

而且，很多問題，一討論，結論就出來了。

譬如，《上品·李陵》條，第一句是「其源出於《楚辭》」，很多注本是這樣寫的，讀者早已司空見慣。但是，「楚辭」要不要用書名號？如果用書名號，那就變成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了。因為在理論上，只有王逸的《楚辭章句》鍾嶸是看得到的。但是，鍾嶸會以為李陵的詩歌出於《楚辭章句》嗎？那顯然是說不通的。

像「楚辭」、「騷」、「雅」等語詞，有時不用書名號是錯的，有時用書名號是錯的。在這裏，用不用書名號，解釋就會不同。什麼地方應該用，什麼地方不應該用？我一個一個地與注釋過《詩品》的專家用電話研討。

在我的電話會議中，幾乎所有的專家都說「不該用」。於是，我這個注解肯定是對的。

打電話討論問題，就像倚在馬背上寫詩一樣，因為時間有限，不容客套，不容寒暄，不容轉彎抹角，不容兜圈子。我們也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五分鐘、十分鐘、二十分鐘，幾個電話就打好了。

當我們觀點一致的時候，一個共識出來了，我的注釋，就前進了一步；當意見相持不下，不能達成共識的時候，表明《詩品》中的某些難題，目前只能解決到這種程度，以現有的資料，不能再深入了，這是就「尚友法」。

因此，本書雖然由我署名，但其中包含了集體的勞動，許多成果都是大家的；是大家一年一年，一本書一本書的成果積澱下來，再結集在一起討論出來的。也許，這就是「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涵義吧！

我的學生也參與了本書的討論。我請學生核對原文，修改文字，賞析疑義。

工作做得最多的是歸青博士、吉定博士和楊賽博士。歸青博士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任副教授，他不但校勘文字，還對文意提出許多修改意見和建議；吉定博士是研究庾信的專家，為人熱情，喜歡笑；楊賽博士文獻基礎好，人聰明，對文字有很強的領悟力和理解力。此外，參加校對的還有當前、偉萍、韓蓉、喜貴、楊濱、遠義、志華等博士生和黃磊、陳芳、銀鳳、譚燚、娟穎、慧芳、志鵬、忠起等碩士生。讓學生參與，是比機械授課更好的教學方法，可以以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創造，形成新的學術團體，推動一個學科的發展。

一個研究階段結束，完成一本書，興奮之餘便是失落與悵惘。因為歲華在文字之間流逝了，水一般流逝了，沒有書以前閒適自安的日子一去不返。

但工作還是要做，接下來要轉入對六朝類型詩、《文心雕龍》、《金樓子》和《顏氏家訓》專書的研究上。

家鄉有句俗話：牛耕田是老，系在樹下閑着也是老，不如耕田。

                                  曹  旭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