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春，中国西南五省的旱情不断加重，其中云南、广西部分地区的旱情已达到特大干旱等级，贵州省秋冬连旱，出现8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部分地区旱情甚至百年一遇。国人忧心如焚！这一幕几乎是2009年场景的“昨日重现”。当时，华北、黄淮、西北、江淮等地15个省、市，连续3个多月未见有效降水，冬小麦告急，大小牲畜告急，农民生产生活告急，不仅工业生产用水告急，城市用水告急，生态也在告急。

大灾当前，抗旱为当务之急。但即使抗旱有效（实际上一些灾区只有村支书含泪劝说灾民外出打工以逃灾的命运），扬汤止沸也不能釜底抽薪。

溯及原因，有人提到了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遇冷，提到了中国粮食价格远低于国际粮价（其有可能导致农民被迫过度开垦——笔者注）；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女士则提到了西南地区水电站建设密集上马导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西部大开发导致的环境和生态破坏等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与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城市与城市之间不能互通的城市多元户籍制，与中国整体的城市化战略息息相关！是到了应该彻底反思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前，我们通过铁板一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钉在农村土地上，在城市以计划经济下的低工资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在农村则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城市和工业建设进行原始积累。

这其实是一种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的逆城市化、逆工业化进程，其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使大量人口过度聚集于江河湖海的上游等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过度密集和农产品价格低下又使这些生态脆弱地区的竭泽而渔过度开发成为常态，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

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为阻止城市化，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和人口增长代价。若干年前，中科院通过卫星遥感，曾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超载造成许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1/3。半个多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三等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到3.5倍。而据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的分析，由于二元户籍制使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多生了一亿人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少了一半。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口的城乡流动已经势不可挡，但我们的城市化思路和决策战略自始至终、直到今天都没有从根本上回到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轨道上来，小城镇战略、乡镇企业建设、西部大开发、大城市户籍坚冰一块，等等，都在试图用政策“引导”的力量去改变自然历史的发展。

但自然、历史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2005年2月19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2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 万，其中日本首都东京以3530万人列第一，中国的上海跻身前十。根据这份报告公布的数字，当时人口居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日本东京， 3530万人；墨西哥墨西哥城，1920万人；美国纽约-纽瓦克地区，1850万人；印度孟买，1830万人；巴西圣保罗，1830万人；印度新德里， 1530万人；印度加尔各答，1430万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330万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320万人；中国上海，1270万人。

2007年6月，《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预测到2015年将出现十大超级都市：日本东京3550万，印度孟买2190万，墨西哥城2160万，圣保罗市2050万，美国纽约1990万，印度德里1860万，中国上海1720万，印度加尔各答1700万，孟加拉国达卡1520万，雅加达1680万。

今天，北京、上海的实际常住人口均已突破2000万人！

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看中国的城市化，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水资源的约束、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趋势，在此之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偏向大于城市。

日前，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承认，中国候鸟式的农民工群体流向分布非常不均匀，大城市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小城市吸引力在下降，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会越聚越多。

因此，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都不得要领，要从中国高密度城市化、从中国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人退、自然进”的整体战略上考虑，我们的未来才有生路与活路。

文/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