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改革的初期，一代人为寻找幸福敢于去按血手印，那么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是否还有人愿意用生命去为更多人的成功而当垫脚石呢？正是这种改革的倒逼机制与改革创造的上升环境让两代人有了不同的选择，也让更多的现代青年不愿再用“立志”的前提作为生活的基础了。

--任志强 ：别浪费了青春

中国的危机论

危言才能耸听，网言戏之谓“吸引眼球”。能吸引网民的文章，才有哄动效应。读了一篇《谈中国五大危机》的访谈录，对“危机”的数字化有所想法，择题：《中国的危机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认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至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因此毛泽东主张：“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邓小平接班之后力排众议，定下了“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胡锦涛定下”科学发展观”，是将环保体制改革“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列为发展工程。说明，政界认为中国的危机就是贫困。

如何致富成了中国生存的主要困境。

实干家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索罗斯把“主要矛盾论” 具体化于“参与者的思维”作用上，把世界多元文明冲突的复杂性锁定在人为本的核心上。这才是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危机。如果思维错误，既使富了也并不能脱离危机。

中国公私合营的模式便是中国参与者的思维独创的模式。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转危为安的原因是多种经济体制兼容的“民进国退”。这个当今网络争论的焦点词的语境表示，民与国的利益不统一。政界坚持国仍然代表民的思维。经济界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是中国敏感地段的、说不清的理论危机。多少有点八十年代的硝烟味。

坚持“国进民退”派的理由是“集中资源办大事”。反对派的理由是“国派的责任不明”而会产生经济泡沫。西方理论界一致认为中国模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人类一百多年以来公有制与私有制冲突的延续，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参与者因思维的冲突而造成的危机重生。

西方理论界给中国模式套上了一顶“重商主义”的帽子，具有与过去重商主义不同的涵义。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阶段采用了奴隶主义的野蛮殖民方式。中国模式的重商主义采用了政府主权基金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这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竟争优势。

中国走着一条新型发展的崛起之路。不同于庇隆主义的地方，就是以中国之大资本大规模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这一新秩序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设计形式，却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受的形式，中国模式在世界经济中树立了国家主权。

中国不在政治上争霸世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互利行商”，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马茨•贝达尔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穆萨维扎德 ,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0-04-02说：“要让自然资源财富在发展方面发挥有效作用，首要条件就是具备透明和有问责制度的投资环境。然而，正如一些西非和其它地区的国家所发现的那样，仅有这一点还不够。缺乏大规模、长期的承诺（我们称之为“宏观融资”），在具有政治意义的时间框架内改进治理不会带来切实的效益。因此，一批由政府支持的自然资源投资，为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提供了新的选择。

西方对于此类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主要指责，即这些投资出于商业利益（而非慈善兴趣），在许多非洲国家看来是确切并且完全没有异议的。的确，对于亚洲投资者在非洲的形象，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误解和一种更广泛、更深层的荒唐神话。”

中国及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带“政治条件，纯属商业利益”的投资，被索罗斯认为是殖民主义的老路，这个现代的”荒唐神话”却被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欢迎。证明了国际多元文明的冲突的民族主权意识高于了经济利益。

索罗斯认为这个民族主权只是国家利益不是人民利益。人民要富裕而不是主权。这把生存竟争的矛盾突出到世界文明冲突的主要矛盾位置上了。索罗斯发出谨慎的警告：“投资参与者的混乱思维”能使投资盈利吗？受落后国家欢迎的投资，没有商业利益回报中国怎么办？

资料显示，中国海外投资处于亏损状况，如何解决这项亏损，应是中国政府的真正危机！因为国库的钱鲜为人关注，所以这个危机也少有人议论。

我认为在中国境内“国进民退”是加速提高内需和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良方，因为参与者的界维是统一的。美国要通过医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中国惠及农民的政策说一不二。但是，中国境外的“公私合营”，玩的就是一把没有底的危险游戏了！要知道参与者并没有统一的思维。中国央企涉足海外投资如何统一参与者的认识呢？谁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