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昌黎汇文学子心目中的老校长徐维廉
董宝瑞
今天，再转贴昌黎汇文中学的老校友张琛光先生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徐维廉校长》。这篇文章是张琛光先生1995年5月在南宁写的，写得很质朴，很深切。
曾经长期担任昌黎汇文中学校长的徐维廉先生，原名徐万良，字维亨，1894年10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九月六日）出生于直隶临榆县永安堡村（今属辽宁绥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山海关教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教会中学，后又考入燕京大学。1917年大学毕业后，被美以美教会保送到美国密西干大学深造，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25年，他学成归国，拒绝东北大学重金礼聘，未去当大学教授。1926年，他欣然接受美国基督教会华北美以美会的委派，回到家乡一带，到距离临榆上百里地的昌黎汇文中学接替已经回国的美国牧师康敦瑞主持校政。
到昌黎汇文中学上任伊始，徐维廉即着手实施他的“大昌汇”设想，想把昌黎汇文中学办成天津以东地区“最完美”的学校。1928年他借赴美参加美以美总会之机，“在彼邦广为呼吁，厚募基金”。回国后，他邀请他的好友、留日归国在昌黎创办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的杨扶青任学校董事长，在地方广泛募捐。在国内外筹得一大笔助学资金后，他首先花费1万余元于1930年购地7亩，增设了学校的体育运动场，同时增建教员住宅一所，并将学生宿舍全部安装了暖气设备。紧接，又用款1.2万多元，于1931年修建了作化学、物理、生物等各种实验的科学楼。1934年，他主持了重建校门及西面院墙，并成立了幼稚园。1935年，中学部人数骤增，教室不足，他又主持将已停办的农科（原为汇文中学附设，后归教会直辖）教室全部租用。1937年，他用劝募来的7000多元钱，建成了一座规模较大、设备可观的者香图书馆。1938年，他在离校之际，主持用一万余元购买了农科的全部设施，其中包括平房30间、楼房2座、园地42亩。1939年，学校又利用他募集的资金建成医药室5间、盥洗室4间、招待室2间、女生浴室2间、新式厕所4间。至此，经徐维廉多方努力，学校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观，成为津东地区设施比较完美的中等学校。
为把汇文办成津东地区“最有价值”的学校，徐维廉做了不懈努力。他首先狠抓提高教学质量，十分重视开展文娱、体育等活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在30年代，汇文中学的文娱活动比较活跃，体育运动水平提高得很快，7次参加津东地区中学运动会有5次夺魁，并选拔出两名运动员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徐维廉还把汇文教育延伸向社会。1936年，他利用寒假期间，邀集在昌黎、滦县、乐亭等县农村任教的本校毕业生返校，举办短期进修班，以提高农村的教学质量；同时还请广济医院的医务人员讲授医学知识，制作保健箱，请教师带回农村，传播卫生常识。在办进修班期间，他还倡导以学校为中心成立城乡教育联络网，以利巩固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同年，他还主持办起了农业短期科，免费招收小学毕业生，为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培养人才。他还设想，把汇文中学发展建设成一所囊括中等教育的高等学府。
1938年，徐维廉不愿继续留在沦陷区，以“精神欠佳”为由“告假休养”，辞去昌黎汇文中学校长职务，辗转到达湖南，改名“维廉”，投身大后方抗日救亡工作。他发起创立了“伤兵之友社”，组织治愈的伤员搞生产自救，创办《残不废》月刊，提出“天下既无废物，世上哪有废人”的口号。当时，《新华日报》曾以《热烈参加伤兵之友运动》为题发表文章，热情支持徐维廉所热衷倡导的伤兵之友运动。到抗日战争后期，徐维廉被排挤出伤兵之友总社，改做其他工作。
1945年12月，徐维廉结束在重庆的工作，在北平接受华北卫理公会（原华北美以美会）的委托，回到昌黎接收汇文中学和贵贞女中、新光妇女学院等教会学校。复任汇文中学校长后，他将日占时期被迫离校的教职员大部分招回，进行重新建校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昌黎汇文中学不仅恢复了原貌，而且又有所发展，相继开设了农业机械、卫生保健两个训练班，创办了两个农场（一在学校东边，占地十几亩，种植农作物并饲养从美国引进的奶牛、猪、羊、鸡等；一在北戴河海滨东部，占地30亩，主要种植果树）。为了便于昌黎汇文中学的建设和发展，1947年他建议将昌黎贵贞女中并入昌黎汇文中学，并在这一年4月发起组织了校友返校节，希望本校校友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献策出力，以使昌黎汇文中学早日办成昌黎汇文大学。在此期间，徐维廉除忙于校改工作之外，还负责国际救济总署滦榆区（滦县至临榆）的救济工作，组织了滦榆区地方建设促进会；同时，他出任了昌黎广济医院的董事长，为医院捐到爱克斯光透视机和病床等设备。在他的倡导下，昌黎汇文中学师生多次参加社会救济活动，如到监狱为囚犯送馒头，理发，灭虱等，到山海关难民过境救济站参加义务劳动等。1949年，他还与抚宁、北戴河等地的一些学校联系，联合组织卫生防疫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在昌黎汇文中学未被人民政府接收前，徐维廉努力协助人民政府派到学校的干部维持校务工作。50年代初，汇文中学被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变成省立昌黎中学。在此前后，徐维廉因多年经营救济物资，在“三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大贪污犯”，被迫离开昌黎。在问题得到基本澄清后，他到北京找到杨扶青，并通过杨扶青见到周恩来总理，使自己的工作得以重新安排。1953年10月，他担任了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医学》杂志编辑干事、外文版编辑，又任《眼科》杂志编辑等职。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继而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于1958年1月被开除公职。之后，他主要在北京或北戴河海滨的家中从事医学著作外文翻译工作，为中华医学会提供稿件。
张琛光先生的《我所认识的徐维廉校长》全文如下：
我所认识的徐维廉校长
张琛光
徐维廉校长是我心目中所崇拜的楷模。
他的演讲节奏、音调、手势、段落安排……在我离校后的工作、学习中有过很大帮助。
他学习严谨，一切求“优”，体现出他在大会上常讲的“Good,better,best,never to do the rest”精神。
他聘请的老师教学水平大多数都能胜任大学讲师。解放后，不少老师都在高校任教，如孙树森在河北医学院任化学教研室讲师。数学老师何致平上课不用带课本讲义，只问一下前排同学“上一堂讲到哪里了？”即可开讲，课后留作业只说“练习××，第×、××页，第×题的2×应是1×”，练习题都背下来了，真神！（可惜我当时数学常不及格）。外国史赵老师的名字忘了，只记得外号叫“赵大蜡”，把外国史讲得像说评书一样。毕铎老师的语文课把我对这门头痛的病治好了。上课铃一响，翘首往窗外看，像盼名角登场那心情，还没过瘾，唉！下课铃就响了。这些教学精英均聚在徐校长麾下，可见他本人学术水平之高，号召力之强。
徐校长在是日本投降后，从重庆返回曾沦陷的昌黎汇文中学的。而我是1945年暑假时考入汇文中学的，当时叫“昌黎县立中学”，“私立昌黎汇文中学”被白水泥灰盖住了。
差不多在鬼子投降后，社会上就传闻徐校长“返校”的事了。同学们都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也没分析都是什么心态，大概就是恢复正规吧。
徐校长回来了！穿的是冬装。远看：帽子黑色，似印尼人，又像是哈萨克人戴的那种样式；眼镜框是深棕色，半长到膝的黑灰呢大衣，大手套可以盖住一部分前臂；深灰色西裤，皮鞋又黑又亮，走起路来上身挺直，步态潇洒、快，特带劲！神气！
很快，学校大门口上边用白灰盖住的“昌黎私立汇文中学”凸型字显露出来，又涂了新黑漆。接着我们又在胸前戴上V型景泰蓝新校徽。
“分学生”是全体集中在大操场，当时约400多学生。先是县中一位先生（大概是校长，瘦高个子）上台讲话，讲的时间长，我没注意听。接着，徐校长上台讲话，大家很振奋。他概要讲了学校的前景。那时的学生很不活跃，或称之为“木讷”，没啥“政治”气儿，没人站出来鼓动，哪怕用掌声也好，都没有。第三位上台的，大概是马荫萱老师。他说：“刚才两个学校都讲完了，愿上县中的站到西边，愿上汇文的站到东边……”大约有30多人离队站到西边去了，几百人原地不动，就算东边了。
在昌黎汇文中学上学期间，我曾三次夜访徐校长家。
徐校长家位于校园的中心点，西式平房，绿漆窗框，上35级台阶，即为通前厅的正门。
第一次去是那年，或第二年12月24日夜晚，几个同学手捧着点燃的蜡烛，唱着《圣诞夜之歌》，给徐校长报佳音。徐校长边系长袍扣子，边从内室走到前厅开门，面带笑容，共同唱完《圣诞歌》，互祝贺后就返回了。
第二次是1947年5月下旬。昌黎第一次解放后，师生从河西张各庄返回学校，由高三班发起，准备突查饭厅伙食帐的活动。大家决定先通报一下校长，由几个同学去校长家。天色已是黄昏以后，我为第一发言。这一次，校长的脸色不好看，但亦点头同意了。
第三次是奉我父亲的派遣，去校长家送一封信。当时，我家住北戴河海滨西山，徐校长家住东山。约是某个暑假，也是傍晚，到校长家天色已快黑了。那时没电灯，校长借窗前的微光看完信说：“你等一下，顺便把我的信带给你父亲。”使我惊讶的是，他竟能摸黑用英文打字机打完一封信！那快捷、熟练的动作，使我终生难忘。
徐校长给我们班讲过英文课。
我们班——高三乙班，教室在“忠贞楼”二楼西侧，那年我是班长。黑板上方正中贴着一横幅英文标语，上书：“If every body in this classroom is just like me,what Kind a classroom will this classroom be!（假如每个人在教室跟我一样，这教室将是什么样子！）”这句话，是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讲的一句话，我只用classroom代替了school而已。
英文课都排在上午，说明这门课的重要性。当时的英文老师是李绍文。他的外号叫“李大狠儿”。因为他不会笑，说话声音是从门齿间挤出来的，对学生严，但教的好，尤其是语法分析教的更好。还有一位美国人叫Miss.Smith，只教口语、发音。
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堂课李老师没来，而是徐校长来了。他不讲课本，而是即兴讲课，内容丰富、生动。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符号，问大家：“谁知道，这是什么？”大家没反应。突然，他指我了“YOU！”，我站起来摇摇头。他郑重地告诉大家：“Quotation mark”。这印象又是终身难忘！英文的标点符号是书写的重要部分。
徐校长在全体师生集中时，常常讲话。当时，我最爱听他讲话。但正式的讲演，我只赶上一次，地点在图书馆大阅览室，讲题是《水土保持（The Soil Conservation）》。可惜，这题目在当时离我头脑中的基础知识甚远，不甚理解。
讲演作为一门课，似乎不太普及。有的小学有“讲故事”课，即每周六有一堂，老师点到谁，谁就上台讲，内容不限，时间不限，人人都要有准备，也记分数。到中学就没有了，只限少数班干部还有机会。由于在昌汇受到“在大众面前说话”的训练，使我于1948年在台北建国中学代表高三B班获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
听说，徐校长是美国密西干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的家庭看起来很美满，他妻子主持家务，三个子女：长子徐志远，女儿徐竭敏（当时在高三甲班，1947年5月18日昌黎第一次解放后，高三甲、乙合班，教室在校最西平房，徐竭敏坐位在前排靠门），老三徐志□。我和他们三个都没有联络机会，不熟悉。
最后一次和徐校长通信是1948年。当时，我在台北高中毕业后考入海军机械学校，很想念徐校长，便向他做了一次报告。也得到他的回信鼓励。那封信本是师生平常的信，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为求避嫌保平安，和许多同学亲友的信一起烧了。1950年，我辍学辗转回到家乡后，听说徐校长受尽了“左”的迫害。后来，我自己也在历次“运动”体会到了“滋味”。
我在昌汇求学期间，没有接触过或见到过任何政党的公开活动。据我所知，昌汇虽属教会学校，但信不信基督完全自由，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褒贬利害等压力，更不见佛教、回教的痕迹。
“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落实政策恢复到“实事求是”上。1980年，我结束了从天津下放广西农村“改造思想”的“任务”，落实到自愿安居地南宁市之后，才敢和亲朋好友通信联系。我从《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所刊登的文章中得知，徐校长在北京颐和园划船时不幸罹难。这是我获得的徐校长的最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