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财长访华，胡锦涛即将访美，人民币汇率问题会否近期出结果值得期待。尽管美延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令中美双方围绕汇率的紧张氛围有所缓和，但双方并未停止“口水仗”；尽管经济问题本不该政治化，但国际经济关系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视角。为保住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美国会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竞争对手。白宫紧盯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竞争策略的自然延伸。
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缩小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再度扩大，有迹象表明全球贸易失衡重演。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林毅夫曾指出，人民币在2005年至2008年间累计升值21％，即使这样也并未缩小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事实上，赤字反而扩大了。中国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只有三分之一，不能将其它三分之二也归咎在人民币上。
而温总理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指出：“第一，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让我们看一组数据：我们统计了去年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是增长的。就是欧盟地区，出口总体下降20.3%，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1.53%。我举一个德国的例子，那就是去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多达760亿欧元，创历史最高。美国去年出口下降17%，但是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0.22%。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成为欧美的重要出口市场；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从2005年7月份开始的，到现在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我这里特别强调指出，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世界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并没有贬值，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在这期间，2009年，我们的外贸出口下降了16%，但是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我们反对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一国的汇率升值，因为这样做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在贸易问题上，我们主张协商，通过平等协商总会找到共赢或者多赢的渠道。
事实上，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反映在一些主要经济体消费与储蓄的失衡，一些金融机构只顾自身利益，过度扩张而造成金融的不稳定。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世界经济失衡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受害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各国协调一致，才是解决之道。
回顾过去３０年的历史可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制造业产能，在享受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和服务时，坐视本国实体经济萎缩，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部门做大。在此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被动积累了巨额经常项目盈余。此外，美国等依托货币霸权，长期奉行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西方设置高技术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储蓄率较高、消费不足等因素均加剧了南北经贸关系失衡。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发达国家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失衡、国际分工格局的失衡、南北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经济体内部储蓄与消费关系的失衡，与汇率问题并无因果关系。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改变国际经贸总体态势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全球价格体系怎样造就经济失衡?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抛出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的论调，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力图推卸肇发危机的责任。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产生失衡?失衡的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全球价格体系的错误定价才是危机的根源。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导致价格体系的失衡和经济扭曲，从而引发全球性危机。
一、失衡并增长着：全球价格扭曲下的超常繁荣
近20年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格局之变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被金融资本视为红利。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增长是14%)，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规律，与全球经济分工不断深化下贸易的大趋势达到如此惊人的契合。
第一，全球化红利得益于两大价格体系失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构建一个价格体系——它必须能体现出各生产要素所做贡献的相对剩余状况。然而，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共同推动了货币渠道与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进口高价格，出口低价格”。中国等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全球价格体系话语权的缺失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在多种大宗商品上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这被世界市场冠称为“中国因素”。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性大宗商品进口国，目前我国是全球铁矿石、铜、天然橡胶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是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同时也是棉花、玉米、小麦、氧化铝、镍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其中，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进口依存度在40%～60%之间。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
第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价格失衡的叠加效应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失衡发展和经济虚拟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传统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
在价值结构上，全球经济表现出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4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26年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不仅催生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更通过全球期货市场向实体经济转移。在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把期货市场金融化与衍生产品化的时候，还会继续把实物生产领域中所有可以与衍生金融产品的各种合约方式衍生产品化，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在物质产业长期萎缩后仍能维持贸易逆差的原因，货币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即只有需求的增长而没有供给的增长，或需求增长率远高于供给增长率。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2000-2005年，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5%，但制造业增长率年均只有0.7%。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是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格局中是不对等的。全球价格体系的失衡使得中国生产者在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补贴。根据相关计算，中国通过提供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国债，每年大概向美国提供 200 亿美元的补贴。
第三，价格结构性失衡形成全球价值洼地
全球经济格局表明，资本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高级形式。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这块利润，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在以往全球化过程中所未有的贸易强势，但这块新利润的来源是价格体系扭曲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要素价格红利倒贴了美国的国民福利，价值洼地吸引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益、低成本两方面。
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偏好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或资源出口类国家，据统计1995年-2005年投资于新兴国家的利润回报率为15.3%。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更高，长期维持在20%左右。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 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
二、价格异常波动与失衡如何成为全球危机的风险链条?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前都伴随着资源价格或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那么全球价格变动中的结构关系和传导机制如何?它是如和演变为一个风险链条的?事实上，价格传导通过国际分工渠道、国际贸易(国际收支)渠道以及国际金融渠道使全球主要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及其衍生品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指数的波动特征出现极强的相关性，股指-黄金-石油-美元的波动关系形成全球价格波动的标示性信号，凸显出全球金融周期的同步性。
价格波动改变了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体系，从而从实际产出、消费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诸方面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从全球经济的整个生态链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提高了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资产流动性，并利用这些业已呈现泡沫的资产来置换亚洲制造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要素资源。即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行情是美国等发达市场利用易于泡沫化的金融资产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讲这轮全球经济增长根源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借贷关系。
从贸易分工的渠道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被动地接受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传导出来的经济滞胀风险外，自身也内生着诱发经济滞胀的风险。一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价格管制措施。在发达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尚不严重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和扭曲的比较优势作用下，对发达市场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带动的通胀上行苗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度过了几年失衡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年代。但随着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飙升，中国等通过对要素价格管制使得制造的成本优势变得难以维系。
从全球收支体系看，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往往意味着对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导致本国实体经济增长；而通过经常项目输出美元，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条件下，意味着对本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减弱和对本国虚拟经济的需求增大，这将导致本国制造业外移和经济的虚拟化，并通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类高增长性低端生产者进行国际生产分工，将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输入到这些后发国家，造成全球收支体系的重大失衡，为全球性危机埋下种子。
（以上内容来源于《世界经理人管家》http://my.icxo.com/html/04/457804-1290993.html
人民币升值无益缓解世界经济失衡
评论
1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