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愚人节，据媒体报道，国土部下属的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召开了一个很“怪异”的专家座谈会。此次座谈会据说邀请了应包括北大、人大、中农大、北师大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以及规划院的官员。但公开披露的座谈会的信息中，却未出现任何一位在场专家和官员的姓名。会专家一方面认为，我国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泡沫现象，同时不无创意的指出，近年来拆迁等土地取得成本的上升，推动了地价和房价的上涨。

这是继“丈母娘推动房价”等新颖观点之后，“拆迁成本高导致高房价”又成为中国学者对房地产泡沫的独特贡献。的确，在政策的风声鹤唳下，中国房子硬是在挑战人类吹泡泡的肺功能的极限，3月份，北京四环的房子成功突破3万元的大关，将更多的人甩在了“房外”，这种跳涨式的疯狂，几乎复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的种种特质。对于疯狂的中国房子，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互相指责，政府认为是开发商的责任，开发商认为是政府的地价太高。这个时候，中国学者却将高房价的矛头指向了老百姓：保障房太多和拆迁成本太高导致了房价的上涨。

至此，这个会议“怪异”至连一个与会专家的名称没有透露的玄机也就一目了然了。必须承认，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拆迁成本的确在提高，原来拿农民的地，连一点青苗费都不给，现在物权法起码给了一个标准，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也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原来拆迁居民的房子，政府想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现在《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进行市场化的补偿。政府不断卖天价的地，开发商不断卖天价的房子，补偿成本不可能不涨。但即便如此，按照国土资源部的官方数据，包含拆迁成本的地价不过房价的23％，即使到50％，拆迁补偿在天价的房价里仍然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岂能成为高房价的助涨因素？学者们将高房价归咎于拆迁成本，是罔顾现实的血色幽默，还是丧失学术底线愚人节向官商们发出献媚的“艳电”。

再者，自98年房改以来，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欠缺成为高房价和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政策失误。2006年，绝大多数的地级市连一间廉租房都没有，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面积一年少于一年。以北京市为例，在2005年之前，北京房价之所以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建了大量的经济适用房，但从2005年前，北京市大幅削减了经济适用房，导致房价的飞飙。今年，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纠偏上做了大量的努力，将土地供应的70％用于保障性住房和低价商品房，这些学术精英无视基本常识，却担心保障性住房占用了商品房，导致房价的上涨。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另一位先贤也曾经有预见性的指出，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懂社会学和伦理学，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恶棍。面对高烧的中国市场，中国的一些学术精英放弃学术道德的底线，甘愿充当开发商的马仔，拼命为不合理的高房价进行“背书”，甚至闹出了“同居，离婚，包二奶”创造需求的国际笑话，实乃学人之悲哀。

在这些专家的推波助澜下，我不知道，国际一流价格的中国房子在攀上珠穆朗玛之后还将走向那里。但不管如何，在房地产的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则是确定不移，那就是群体的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的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对于任何泡沫而言，加尔布雷斯在《1929年大崩溃》中的警世之言永远具有时效：价格的下跌总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气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