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小时候父亲在儿子的眼里很高大，随着儿子的长大，父亲会变得矮小起来。然而，当着儿子为人之父后，重新理解了父亲，父亲又会变得高大。我认同这种看法。在我心中，父亲的矮小与高大还和那头“虎”有关。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在一次拌嘴之后，我讲了“我是党的儿子”。这是一句父亲教育我多少次的平常话，但在那样的环境中，父亲的表情竟如此的异样，愤怒、无奈甚至有些恐惧。很多年以后，我才能意识到这句话的残酷。当我为这句话而后悔时，父亲已经老了，我甚至失去了道歉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极其脆弱的时候，在落难的环境下，相依为命的亲情会变得很可贵。讲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就很伤人。

 父亲的威信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我已经习惯骑在虎上的那个高大的南下干部，当一个人从虎上下来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更何况是一个被虎追着咬的人。偏偏我和那个年代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一样，很快迷上了那套革命的“虎”论。誰不想借虎的光呢？虎虎生威、如虎添翼的感觉是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追求。当我自以为骑上虎的时候，我会以为自己比父亲更加高大。这就是“虎”论的奥妙。

 《南下》说的没错，南下干部的后代为他们的前辈感到骄傲，但仅仅是骄傲吗？不应该有一些反思吗？我想经历过痛苦的南下干部不会不问“为什么”。在文革的日子里，父亲经常提到历史上杀功臣的故事，其实他也在反思，以他的方式。文化大革命的祸根何尝不是在《南下》那个时代由我们的父辈亲手埋下的。仔细想来，虎是食肉动物，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规律。“革命”就需要有革命的对象，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地主、土豪可以成为革命的对象，资本家当然也可以。《南下》这部电视剧描述了资本家成为革命的对象。当这些人都斗倒了之后，党内走资派成为革命的对象。南下干部，那些曾经革别人命的人，成了革命的对象。

 依我看来，父亲是无法理解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的，如果说地主、资本家是因为所谓的剥削而被革命，我们家不仅没有什么剥削，而且可以算得上是满门忠烈。“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以革命的名义，理论上是誰都可以批的，关键是誰是替罪羊，这时候是不是需要拿你开刀。“革命”的理论让我们在革别人命的时候，有痛快淋漓的感觉，且毫无负罪感，因为我们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每个人都在追求进步，唯恐被这伟大的事业给抛弃。被“革命”者总是少数，他们的感觉就容易被忽视，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自杀？对于无理、无助、无望的日子，自杀有时真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南下》显然将当年资本家的感觉漫画化了。被“革命”者的痛苦，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切身的感受。

 若干年后，我们搬回了原来的大楼，父亲虽然平反了，但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官复原职，开始了真正的平民生活。大楼里，同学的父母开始重新掌权。经过文革的洗礼，人们开始变得更加实际，也许这才是复杂社会应该有的生态环境。父母对子女再也不是那么漠不关心。“关系网”成为新的兽中之王，一只温情脉脉的兽中之王，人们有了新的追求。我和我的邻居们已经不同，我以更平民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理想，高考，读大学，分配工作，边工作边学习。我重新被邻居认为是一个好孩子，原因是一切靠自己。在那些南下干部的眼里，我们永远是孩子，有些小学时的同学也确实像孩子，很依赖父母。其实我们都已经长大。这时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正在慢慢形成，人们开始有了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权利。有些今天唾手可得的东西，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得到的。

 “小平，你好！”是我们77级大学生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用“猫”论代替了“虎”论。原来那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成了纸老虎，纸面上的老虎。在我看来“猫”论与“虎”并不相容。当我们大家都从老虎上下来的时候，才会有平等，有亲情，才可能相互认识。父子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也为人父时，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父亲在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直夫”，名如其人。也许这才是父亲灾难的源泉，也是其魅力所在。我父亲给我留下“保华”的名字，对于当今的中国靠什么来保卫中华呢？也许就是“正直”。最近查了一下，全国叫“直夫”这一名字的人很少，可惜，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魅力已经不再了。

 我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感是源于我的经历，因此我不断劝常凯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利去打开潘多拉盒子，有些东西是不可拿来作秀的。可惜的是，如今这个盒子已经打开了，乌有之乡成为一些人的理想之乡，有人重新希望将纸老虎变成真老虎，《南下》的编导者恐怕也在其中吧！这已经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在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焰中，会烧毁多少东西，其实誰也不知道，往往在你为烧了你的仇家而拍手称快时，烈焰已经烧到了自己的身上，我第一次被抄家时的感受，但愿所有人都别再经受。痛定思痛，我们应当知道“骑虎难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