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淼
十字路口意味着什么？
十字路口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
现在，中国的发展似乎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前后左右都是路，前后左右也可能都有陷阱。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将“中国改革研究报告（2010）”命名为《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正是对当前的这样一种困惑的回应。他们认为，今后几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看，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题。
3月23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发布这项最新研究成果并举办了有关的出版座谈会。有关专家指出，当前我国要抓住经济形势向好的时机，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什么是第二次转型
“第二次转型”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继去年底提出“第二次改革”后提出的一个对应理念。“第二次改革”提出后受到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和支持，“第二次转型”则是在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条件下，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在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反危机的应对措施，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功地实现了保八的增长目标。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前提下，人们更关心未来5年、10年、30年的改革发展前景。
对于第二次转型，中改院将其简单概括为“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他们认为，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选择。过去30年的第一次转型，中国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在这次反危机中看得很清楚，欧美市场为代表的外部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出口导向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即使外部市场恢复，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为此，无论是短期内巩固反危机成果，还是从保持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需求看，都客观上要求尽快启动第二次转型，以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需要终结的“增长主义”
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当前热议的一个主题。２月３日，中央专门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两会期间，他进一步指出，“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和决策部署，着眼于增强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对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话讲，在未来的几年里，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落空，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掉进陷阱，出现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甚至未来的研究者会像提“拉美陷阱”一样提出一个“中国陷阱”。
“中国改革研究报告（2010）”认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的终结。报告认为，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增长主义。在中国，经济增长主义的形成是与当时发展处于生存型阶段这一客观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的。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庞大的贫困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大经济是一条现实的路径。改革开放30年中，各项制度创新都着眼于经济增长，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社会、居民参与财富创造。应该说，这一策略是成功的。但增长主义难以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如资源环境的矛盾、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公共治理的矛盾等。在增长主义下形成的经济、社会、行政体制，客观地说是造成发展型新阶段矛盾的制度根源。因此，继续坚持增长主义，不仅难以解决这些矛盾，甚至可能进一步积累、激化这些矛盾。
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但正如诸多专家所指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扩大消费的提出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有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央政策也已经十几年，甚至中央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已经6年多了，但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其中反映的绝不仅仅是观念问题，更多是则是体制和利益问题。
“中国改革研究报告（2010）”认为，政府作为经济建设主体与政府在科学发展观中扮演的角色有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矛盾。从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看，政府作为经济建设主体，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的经济问题波动上，很难顾及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宏观政策的关注点侧重于问题而非结构；侧重于短期而非中长期，侧重于治标而非治本。从中改院2009年改革调查问卷看，合计有67.79%的专家认为，“十一五”行政体制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制约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改革的实际进程。
中国社科院张卓元研究员指出，从现实看，政府存在着专注于发展顾不上改革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遇到困难时，如前几年出现的“煤电油运”紧张，2008年~2009年面临经济下滑时，发展问题就有一大堆，领导人的注意力难以放到改革上来。此外，从短期看，改革无法给地方领导人带来可观的政绩，在经济发展时期，不改革日子照样很好过，而改革往往反而是给自己找麻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的进程。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内需和市场的问题提出至少已经10年的时间了。但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他说，人们为什么会那么急着买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如对通货膨胀、房价、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等都缺乏信心。他指出，现在要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营造一个可以预期的，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
超越“缝缝补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认为，《第二次转型》中提出的“发展方式转型”早已远远超越经济范畴，与我们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比，发展方式转型有更大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等；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改革研究报告（2010）”将政府改革的迫切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就是“政府转型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型的前提，也是有效推进改革的前提，只有推进政府转型，政府才能站在历史高度驾驭第二次转型，争取第二次转型的主动。”报告进一步阐述，如果政府不转型，政府扮演全面转型领导者的角色是没有条件的。从这些年的改革实践看，政府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与政府作为改革领导者的角色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报告说，政府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难以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使得改革往往起形变样；政府利益不超脱容易使改革议而不决，决而不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许多前瞻性的部署，比如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打破垄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征收物业税等，应当说是非常及时的。但七八年过后，许多改革至今没有清晰的日程表。如果物业税改革及时地推进，今天的房地产问题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政府利益不超脱，也使得结构性改革难以启动。第二次转型，本质上是整体改革，是结构性改革。许多人主张新阶段的改革仍是“零打碎敲”的体制完善。但改革实践表明，在原有体制上的“缝缝补补”很难适应当前的发展方式转型的需求。而且，在政府利益的主导下，“缝缝补补”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指出，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才能担当起领导和驾驭第二次转型的历史重任；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第二次转型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迟福林表示，当前中国已实现率先复苏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把握历史性机遇，着眼于未来3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启动第二次转型与变革，中国完全有条件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转变。（原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10/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