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问题近期限于僵局。外来的政治压力形成暴风雪，内在的通胀压力形成的沙尘暴，对冲基金的投机压力形成龙卷风同时交汇，让人民币汇率前景一片迷茫。

 

首先应该明确人民币汇率不是元帅，不应该陷入围堵之中。汇率不过是一个价格杠杆，它的拨动可能会引导国际收支、生产活动、贸易过程、消费偏好的改变。传统的局部均衡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汇率的调整将改变国际收支状况，汇率升值无疑将减少我们的贸易顺差，考虑到我国的贸易顺差规模，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最让专家们担心的应该是汇率变化会使得为经济增长贡献最多的外向型经济圈中众多的小企业丧失国际竞争力，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无疑会加剧本来就非常严重的收入失衡，基尼系数过高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动荡。而经济的结构调整又怎能一蹴而就。

   其次，无论从购买力平价看，还是从均衡汇率看，应该了解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实有调整的必要，很多研究机构都有相关数据。当然金融危机刚刚过去，长三角、珠三角刚刚缓过气，目前就调整汇率，很难说属于良辰吉日。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早晚都要启动，否则我们在贸易生产上千辛万苦获得的万亿家财，美国只要微微调整一下其汇率，就会大幅缩水，再步日本外汇损失后尘。在人民币强势状态下，进入人民币国际化过程，机会难得。人民币国际化则要求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前面已经人民币定价问题会出现向平价趋近的过程。

    第四，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单是本身的转型，而是对世界经济整体格局调整。中国对于国际原材料、燃料的依赖越来越多，对外购并活动实力越来越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有力地降低PPI指数，进而拉低CPI指数，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而金融危机之后，国外许多企业同样面临本国市场疲软，收缩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信用额度有限，中国企业对外购并的增加，能够容易地突破技术壁垒，贸易壁垒，增加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将大大增加高端人才的需求。这可以从最近发生的吉利购并沃尔沃的案例得到清晰的说明。

    因此人民币从经济阶段看，正在步入贸易与生产的货币走向投资的货币、国际原材料定价货币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正当其时。

   当然考虑的目前汇率的调整对于一些企业还是难以言说的痛，汇率的调整仍应该采用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方法进行，如同2005年开始的汇率爬行升值，年增长幅度控制在3%左右，让外向型企业减少定价风险，而且可以在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中逐渐确定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区间。至于会不会像日元那样升值，市场会给出合理的答案。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同时推迟财政减税退税方案的退出时间。考虑到投资资金的涌入，会推高资产价格，一方面扩大证券市场供给，增加固定收益债券品种；降低房地产增值预期，增加房地产投资者身份限制，推出物业税，按惯例划归地方政府，减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人民币现在充当国家间竞争的政治符号，来自海外诸多国家的喧嚣在逐渐聚成充满戾气的大合唱。政治是妥协艺术，中国政府无疑需要逐渐成为国际经济管理的指挥，让世界经济运行得更为平稳。

总而言之，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从各个角度看，都不应该进入所谓的货币战争、资本战争、金融战争的对立状态，而是一个缓和的力量，一个可以调整各种力量的杠杆，它可以撬动微妙的世界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