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旱、议程设置与舆论监督

杨于泽 

       西南大旱，注定大面积良田绝收，两千万人无水可饮。大旱持续半年之久，现在终于成为全国性媒体的头版头条，有了零星的评论，也有了若干慈善募捐活动。但与汶川大地震后的社会动员相比，西南大旱还是显得落漠；与元月份海地地震引发的评论潮相比，社会明显尚未“情动于中”。

       媒体报道西南大旱，用传播学术语讲就是，媒体把西南大旱设置为媒体议程了。媒体设置了议程，能否转化为公众议程，受到社会关注、公众关切，还在未知之中，这取决于议程的显要性，取决于议程能不能激起公众的好奇心，以及它对公众的情感冲击力。

       通常而言，公众对重大灾难的反应是迅速的，因为严重后果往往接踵而至。大范围的旱灾，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是致命的，在历史上，它经常引起饥荒、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用现代的说法，大旱容易引发人道危机。西南大旱祸及两千万人口，这么多的灾民，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这样一种灾情，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多少可以用“波澜不惊”一词形容。

       一种浅显直白的解释是，现在社会热点太多，媒体上吸引眼球的新闻不少，从而造成公众话题也多，所以西南大旱被媒体、公众同时忽略了。前一阵子，全国两会是热点，接着山西问题疫苗是舆论监督的重点，现在南平校园惨案引来议论纷纷。热点不断产生，公众“应接不暇”，议程设置各领风骚三五天。

       这就是说，你可能有问题，你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要被媒体设置成议程，并且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其实并不容易。要成为评论穷追猛打的靶子，就更难了。媒体容量的有限性且不说了，问题、议程之间还有一个相互竞争的问题。现在经常有人感慨社会竞争激烈，所说的肯定是人与人之间，其实议程之间的竞争更激烈。西南大旱这么大的灾情，“上位”不易，就是明证。

       但不知是幸与不幸，我们现在对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视，政府高度重视，媒体感到肩上责任重大，新闻从业者有点扬眉吐气的意思。对于有些老百姓，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做记者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很多人碰到不公不正之事，不找“组织”，不诉诸法律，而是给记者打电话，盼着“曝光”。而问题是，你的事配不配“上报”，即使上了报，那又怎样？

       西南大旱，是一个议程设置无力的典型例子。用传播学术语来描述，就是媒体议程显要性向公众转移失败。报纸头版容量是有限的，新闻联播时长是有限的，社会、政府能够同时关注的议题是有限的，据传播学家们研究，大概只有三五个。这有点像一个擂台，全国的新闻热点在此一试高低，最后要成为万众瞩目的冠、亚、季军，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竞争机制下，舆论关注的可能就不是一般的是非、善恶、权利、公平和正义，而是一些极端情况。换言之，你被关注，引发评论如潮，只能是极端荒谬甚至是难以想像的遭遇。比如陕西镇平没虎，周正龙却说有虎，而且人们发现“周老虎”是电脑合成的；或者像河南人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真的得了职业病。过去人们说，狗咬人不是新闻；现在，人咬狗也不是新闻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局限性，也就是“公开曝光”的局限性。即使曝光了，还要看公众关注的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最终解决问题还得靠公权力。如果公权力不作为，光靠记者写几句话，决不会产生消灾禳祸、惩恶扬善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