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10年1月央行年度工作会议已为全年货币政策走势定下了基调：“坚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对此，市场早前普遍接受的一个判断是，全年加息力度和频率都不会太大，加息很可能发生下半年，但次数极为有限，且每次幅度不超过0.27个百分点。
两会开幕前，央行进一步表示，今年新增贷款规模将控制在7.5万亿元。这一规模虽低于去年全年9.6万亿的信贷投放总量，但与2008年之前的历年平均水平相比，仍是天文数字。这也印证了央行关于坚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承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这既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确定使然，也因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客观上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厄尔尼诺”现象肆虐，印度、泰国、越南、老挝、印尼、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以及中国西南地区同时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影响到春稻产量。联想到2008年那次席卷亚洲的粮食危机及由此引发的高通胀，很自然会加深人们对于当前货币政策偏软和滞后的担忧；此外，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膨胀和2月份CPI的意外走高，也不能不让市场的神经为之紧绷。
与此同时， 2009年年底以来，一些国家从自身情况出发，陆续采取了收紧货币政策的做法，特别是印度在3月19日突然宣布，分别将回购利率（基准贷款利率）和反向回购利率（基准借款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5%和3.5%，带给市场极大震动。它不仅搅动了国际市场这潭深水，让欧美股市应声下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亦普遍下挫、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加息的预期随之升温；就连中国国内市场也染上了“跟风焦虑症”——目前，关于中国央行将在第二季度提前加息的传闻不绝于耳。
但是，要指出的是，印度货币政策的调整，并不具有普遍参照意义；其效果如何，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首先，印度收紧货币政策的确是为了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但别忘了，通胀的直接原因是旱灾所导致的粮食减产，以及印度政府不合时宜的粮食收储政策推波助澜所致。据印度工商部统计，印度2月份通货膨胀率较上年同期上升9.89%，为16个月来的最大增幅。通胀最直接的通胀因素是由于干旱导致大米批发价格上涨，并在替代效应的带动下，推动小麦、扁豆等价格全线上涨。正因为如此，印度这次通胀也被称为“食品通胀”（food inflation）。
通常情况下，政府应及时将粮食从储备体系中拿出平价供应。印度政府所做的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去年粮价上涨过程中政府也加大收储力度，进一步推高粮价；直到今年2月才开始“不鼓励粮食出口”和向市场出售储备粮，但储备粮售价竟然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而中国西南三省虽同样遭受干旱，部分地区出现歉收。但由于西南地区占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例有限，且中国与印度不同，粮食并不大量出口，国内跨地区的粮食调剂渠道和充足的粮食储备体系完全可及时满足市场需要、平抑粮价。
其次，就货币政策实践经验来看，印度央行在治理通胀方面过度偏好货币政策工具，且不区分通胀的具体类型。要看到，印度此次通胀并非货币供应过多所致，而仅仅是因为粮食供给不足，急于收紧货币，对于抑制通胀于事无补，反而会对实体经济部门带来挤出效应。
从2008年的经验来看，印度当时面临的也是一个由输入性通胀（国际原油价格上暴涨）和国内供给不足（出口过多大米）交织而成的通胀。因此，尽管印度央行将基准回购利率和准备金率双双上调至9%，但通胀依然保持在12%的高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恶化，导致国际油价全面崩溃，印度恐怕至今仍陷足于高通胀之中。
印度央行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由于其他政府部门在前期治理食品价格上涨时贻误了最佳时机，导致食品价格已大面积向中下游工业品传导。目前食品价格上涨已趋于稳定，但工业品价格却有进入螺旋式上升通道之势。也就是说，一个局部性的价格上涨已经恶化成范围更广的普遍通胀了。
再次，印度连续提升利率，还有一个目的是要留住外资。尽管印度名义利率已经很高，但如果减去9.89%的通胀率，实际利率反而为负，这对于印度的复苏进程是明显不利的。
最后，还应当注意到，各国货币政策目标重点存在显著差别。即便有更多国家跟进升息，也不代表中国必须人云亦云。事实上，就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反应来看，也各不相同。例如，虽然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3月1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8.75%不变，但巴西金融界普遍预测，4月份起巴西央行将逐步上调基准利率，并在年底升至11.25%。笔者认为，这与拉美国家历史上长期存在较高通胀的特点有关。
与此相反，俄罗斯央行2月份刚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8.5%。俄罗斯央行的解释是，其制造业和消费者需求仍未回到危机前水平，降息旨在促进银行放贷，并限制短期外资流入。显然，对俄罗斯而言，刺激经济和抑制热钱是两个更看重的政策目标。
如果看得更远一些，我们今后还将发现欧洲和美国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整肯定也不同步。其中，欧洲央行对于通胀威胁的天生忧虑，无疑来自于历史上的深刻教训：一战结束后肆虐德、奥等国的“超级通胀”至今仍让欧洲人闻之色变。因此，为保持物价稳定，牺牲一点GDP增长率和就业率也是值得的。
而对于美联储而言，通胀的糟糕记忆远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相反，作为1930年代“大萧条”的后遗症，美国人对于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倒是特别敏感。与欧洲追求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不同，美国货币政策长期存在着双重目标，即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政策实践来看，前者又明显优先于后者。
这种有趣的现象曾被人们概括为：“欧洲中央银行来自火星，美联储来自金星”。显然，我们也可以说，印度央行和中国央行也是来自不同星球的，坚持自己的政策目标和趋势判断方为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