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中国车改之困，困过世界性难题了吗？敝人打死不信。要俺们说，或许只需下一招狠心，将所有“坐轿上下班”的官老爷拉下来，除去他们脑中的“特权意识”，即可立马见效。进入2010年三月的中旬，深圳传来整治公车私奔成性的貌似利好的消息。不过恕老周戏言：这样的管理约等于“零管理”，无效之举，浪费粮食与精神之举。
报道称，深圳市近日出台公车管理规定，对不同行政级别的干部规定了配车等级的上限，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和副省长干部使用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有网友说此规定务实，划定上限，让公车配备有章可循。窃以为，深圳设配车上限的做法是治表不治本，还可能从外围助涨公车配备和私奔之乱。温总理日前说，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要刹住公车超配、公车私用之风，靠的不是几根原本就有的“上限”，而是要将特权思维装进笼子，并将监督权还之于民，让人民有权制约官员的公车私用。
实际上，自1997年启动后推进迟缓的公车改革，一直处在尴尬的历史轨道上，一边是公众诟病，明显超编、超规配车，一边却是各地小打小闹式的公车改革。改革的方式方法怪象丛生，一些地方将领导专车技术性处理为公务车，而领导照常呼车唤人，既能专门动车，又能月入高额车补；一些地方的车改实际上就是做做样子，让公车带“标”上路，似乎公车一带“标”就能为车改写总结报告了。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特权、享受等末落思潮的抬头，一些官员对豪车的超配动机愈发强烈。不久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较为鲜见地公开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尚不含医院、学校、国企等及超编配车)，每年公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加之公车私用成风，一些上一定级别的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动车及油费全“包干”，使得公车车轮消耗掉大量的公共税款。
前不久，保定6000辆公车“带标上路”，我们先不说是否管用，单就这个6000辆的数目，实际上就是在公开示丑。我们来看看韩国首都首尔，该市有千万人口，2007年公车数量控制在47辆，而几名“市领导”有4辆专车；芬兰，仅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配备固定专车，在一个“副省级”城市，只有市长一人有专车；纽约市仅有6800辆非紧急公车，其中还包含1200辆警车。
而我国公车数量增速之快，让人大跌眼镜：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不仅是市长有专车，几大班子的所有副省级，以及厅局级甚至处级领导早配专车了。之所以车改成为我国一道十年未解的制度性难题，根源还是出在我们的政策意识的深水区，这个层面一直未敢、未能向这种“特权意识、享受思维”动刀。于此，监督机制无法将权力装进笼子里。不仅外部监督缺漏，而且内部监督演变为一朵“监督花”。
由于监管缺漏，伴之而生的“官本位意识”日渐膨胀，使得公车堕落为攥利、私用之工具。古时的官老爷按“品级”坐轿，更多地是为了抖官威、吓百姓，恕我直言，当今官场，对按官级跟进“车级”与古时的轿子按“等级抬官”无本质区别。级别的划分，不是利于更好地为民服务，只是为同步抬升其官价与身价罢了。所以，当前惟有革除特权思维方能卸下公车腐败之轮，各地小打小闹式的什么公车配套、划定公车使用上线等，均如过眼烟云，无法抵达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