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重庆人,如果不知道卢作孚,是很恐怖的事情。
——张鲁
卢作孚是谁?抗战期间,他带领着民生公司进行战时运输,完成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转移,从而为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经济保留了最后的一点元气——这样的情景,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显得多么悲壮,甚至悲情。
但那段历史有悲的字义,却让人无悲可抒发——读卢作孚的故事,每一个生动的细节,每一次前行的脚步,都让人心生敬意。从而在悲情中,感受到了为商之道的力量。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这是北岛为纪念汉学家魏斐德退休而作的《青灯》。这首诗的结尾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默默回望,他,更清晰了。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
2010年的春天,重庆,乍暖还寒。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还凝结着薄薄的暮霭。一艘小船在轰鸣的马达声中疾速驶来,靠岸后,从船上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
这是电视剧《卢作孚》自2月2日开机后的一个拍摄现场。距离1926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号”的起航,已经整整过去了84年。当时并没有人想到,就凭借这样一艘不起眼的小船,民生公司后来成为长江上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的企业家,性格中有许多耿介之处,并且都始终怀抱着济世的理想。国难当头之时,这个坚决与政治划清界限的人却主动地承担了物资大转移的国家重任。抗战全面爆发后,民生公司以低廉的价格、高昂的代价,运送人员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主要是从上海、南京、江浙撤下的厂房设备和军用物资。
那是整个中国当时仅存的工业和军事命脉。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中国的这场大撤退,在规模上并不亚于后来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是这次撤退并不是由政府组织的,而几乎完全是靠卢作孚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坐镇宜昌40天夜以继日地指挥完成的。
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事实上,卢作孚的影响绝不仅仅因为他一手创建了声誉卓著的民生航运公司,也不仅仅因为他在四川推行地方建设和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未来,他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最终他的影响和眼光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这是一个用现代知识理念武器起来的入世的行动者,但心里却继承了半儒半佛的悲悯气质。在卢作孚总结毕生经营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
创办民生公司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户贫苦人家。卢作孚从小好学,数学天分很高。18岁时,卢作孚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政权为袁世凯所攫取,令同盟会员十分失望和迷惘。1914年,卢作孚前往上海,寻找救国之路。在上海他认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认为要使中国富强,政治改革并不可行,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所谓"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卢作孚启程回乡,应邀到《川报》担任记者,后来又成为编辑和主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卢作孚参加了当时四川最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是由几个四川学生发起的,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会员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团体。
卢作孚性情温和,却很有韧性。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时,卢作孚觉得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他接受了杨森的邀请,并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仁王德熙、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开展通俗教育实验。然而,1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
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于是他的救国理想逐渐转向了实业。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怀着兴办实业的打算,从成都回到了家乡合川。最早对卢作孚给予支持的是他的老师陈伯遵和他的同学黄云龙。他和黄云龙一道去重庆,对重庆当时所有的轮船公司及其船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从调查中发现,长江上游的航运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20多只,却分属于20几家轮船公司,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尤其在重庆与宜宾之间竞争已经是白热化。但是从合川到重庆,却从来没有运行过轮船,卢作孚决定开辟一条从重庆到合川的短途航线。
1925年10月,在师友的大力帮助下,公司进入筹建阶段,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但是愿意入股的多半和卢作孚一样是清贫的文人,商人士绅显然对这个书生的事业不抱乐观。最后合川县长出面,募集到了资金8000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但是一询价才知道,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3.5万银元。卢作孚困顿数日,最后作了一个决定:用5000元买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台柴油机,先在合川办一个小型电灯自来水厂,一方面使股东不至于完全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则可以用赢利支持轮船公司的筹备;另外3000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下了合同。
这个大胆的行动无异于一场赌博。好在电厂顺利建成了,使合川成了四川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县城,股东对卢作孚的压力略有减轻。最后陈伯遵挪用了8000元教育经费,加上其他的挪借,勉强凑齐造船的费用。
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的公司宣告正式成立,确定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第一艘船被命名为"民生"号,由卢作孚到宜昌去接船。当他路过万县时,当时正在万县执政的杨森,力邀卢作孚任职,月薪500元--当时卢作孚在民生的月薪是30元。卢作孚谢绝,但是连夜帮他起草了一份万县市政建设计划便离开了。
1926年7月23日,卢作孚自己指挥着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起航,当天下午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民生"轮开始定期航行于重庆至合川之间,以客运为主,客货联运。卢作孚取消了自洋务以来船运盛行的层层分包的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负责制;将服务质量视为公司生命,经常亲自搭乘"民生"轮,以便了解和改进。民生的声誉很快传扬开来,一桩崭新的事业艰难起步。
统一川江航运
但是"民生"轮运行不到4个月,便遇到了冬季枯水期,轮船停运。卢作孚不甘坐待亏亡,决定做两件事:一是开辟新的枯水季节航线;二是定制吃水更浅的新轮船。1926年冬,"民生"轮改航重庆至涪陵一线,同样获利可观。同时民生公司股本翻倍,在上海定造了一艘载重只有34吨、吃水更浅的小轮,取名"新民",特别适用于枯水期,使渝合线全年通航。
1928年,卢作孚又从南充商人谭谦禄手中买下了第三艘轮船,命名为"民望"号。民生公司便以3艘轮船,在重庆、合川、涪陵3地之间循环航行,非常高效地配置了资源。1929年民生公司盈利4.9万元,成为一家极有生气的航运公司。
民生公司一起步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个时代的痼疾--地方割据。军阀刘湘处处与卢作孚为难,卢作孚于是迂回路线,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对刘湘说,卢作孚所办的航运利于刘湘的风水五行,刘湘从此转而支持卢作孚,甚至到后来越发器重。
1927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卢作孚对从政并没有兴趣,但是这个职务关系到民生公司的前途,也关系到川江航运大局,于是答应任职半年。卢作孚担任了这个职务,也就意味着民生公司将成为川江航运的统一者,并拥有官方的支持。
民生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旗下的轮船迅速改造和更新,增加了川江上中国轮船从未有过的救险设备、生活设施和娱乐空间。1931年民生公司总公司迁到重庆,接连收购了多家华商轮船公司。1932年又开始经营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务。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有轮船46艘,总吨位达19182吨,成为川江上最有实力的轮船公司。在此情况下,许多惨淡经营的小型本土轮船公司相继主动或被动地并入民生公司。
在实力扩充之后,民生公司与外商开始了激烈竞争。其时日资公司是最主要的对手。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有"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
民生既有民族情感上的感召力,又有过硬的设施和服务,很快被挤出川江的就已经不仅仅是日本船只。1934年进出川江的旅客将近一半搭乘的是民生公司的客轮,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该年度民生公司赢利16万多元,而英商怡和洋行却亏损4.5万英镑。外商轮船公司不得不承认竞争失败,他们向卢作孚提议以"大打关"方式统一经营,结束竞争,为期半年。卢作孚接受了这一方案,乘机继续稳固实力。6个月期限满后,民生公司宣布不再续约,竞争再起。在这种压力下,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宣布破产,民生公司买下了它的4艘轮船。从此,民生公司不仅可以在川江上与各外商轮船公司分庭抗礼,而且渐渐在川江上游握有霸权。
虽然事业愈发成功,但卢作孚个人生活却保留着文士的简朴,并且同样要求他的家人。当时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区,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座。但是房子修好之后,卢作孚却并不去住,而是和一大家人租住红岩村2号。这是一栋两层的房子,住了4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
敦刻尔克式撤退
正当民生公司蒸蒸日上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此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当时卢作孚正在南京,准备赴欧美考察,被国民党政府留下来帮助制订撤退计划。
随着战局恶化,民生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以镇江为起点,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工厂、学校和机关,日夜不停地运往长江中游和上游。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又集中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其中包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江苏医学院。此外,芜湖的金陵兵工厂也赶在南京沦陷之前全部转移,未落入敌手。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邻近的宜昌危在旦夕。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抵抗了这个在他看来无异于自杀的命令。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当时民生公司所有的船,也只有几千吨运力,要运完这些物资,正常速度须得一年。更何况时值深秋,再过不到一个月,长江三峡将进入冬季枯水期,到时大的船只都不能通行。卢作孚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也就是所谓"三段航行"计划。
长江水位正在下降,民生公司征用的850只木船要用纤夫拉纤。三峡纤夫的照片曾登在美国报刊上。
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宜昌。卢作孚就坐镇宜昌指挥,熬了40个昼夜。民生临时招聘了近3000名搬运工在码头间往来运货。40天后,人员运完,器材运出2/3。又过20天,器材全部运完,江水已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命令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兵工器材每吨收费30-37元,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每吨60-80元,相当于平时运价的1/10。
这次史无前例的战时运输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抢运入川的物资,成为在后方重建工业所依赖的基础,尤其是军工业的命脉所系。而民生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宜昌沦陷后,日军报复性地轰炸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损失船只约70艘、牺牲员工百余人,另有厂房、五金器材等价值40多亿法币的财产。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抗战胜利后,因不满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的官僚作风,卢作孚辞去了所有官职,把全部精力用在民生公司的发展上。截至1950年,民生公司已经拥有客货轮船140多艘,开辟了数千公里内河航线,最远曾到达印度和非洲。以当时的币值计算,民生公司总资产达到了8437元,净资产达到2915亿元。
1989年,在卢作孚逝世37年后,他的一尊大理石雕像在重庆北碚公园内落成,这位伟大的实业家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注视着永不停息的川江。
(摘自 《国商》《百年商海》,作者言夏、刘冬实、史嘉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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