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国内过年，昨天元宵节才算一个段落，而我自己的身体也有些不舒服，一直在看医生，因此我放上去的文章很少，现在恢复原来的节奏，继续给大家看博客文章。

最近我在写一本关于武汉城市的书，这里是几个节选的部分。

江汉关

从武昌的汉阳门码头开出的轮渡，不到半个钟头，就在汉口的武汉关码头靠岸了，武汉关（原来叫做江汉关）的钟声刚刚敲响，低沉又响亮，在混浊的江水上面传过来。这钟声，我从童年听到青年时代，早年是一曲“上帝佑我女皇”，和伦敦的议会大厦钟声是一样的，后来从1966年起给改成了“东方红”的曲调，以前的机械击打的经典钟声也变成扩音喇叭播送的颂歌了。这深沉凝重的钟声，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几十年光阴，就伴着钟声、顺着长江，缓缓东流去了。汉口沿江那些高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鳞次栉比。如果它们是排列在珠江、汉水这样尺度的水边，那气势是足以媲美上海外滩的，不过，立在长江浩淼宏大的水面旁边，楼层的气势也就明显地给宽阔的江面压住了。直到下船走进汉口旧租界的街道，才顿然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多么经典的城市呢！

我在武汉生活过二十年，对武汉应该算的上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说心里话，我觉得武汉是一个很古怪的城市，也是个很矛盾的城市。就连“武汉”这个名称，也仅仅是个行政称谓，具体到三镇，武昌是武昌，汉阳是汉阳，汉口还是汉口，活活是被两条江隔开的三座城，经济、社会文化、人文习俗，甚至口音都不尽相同。

1968年因为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政府不得不把几千万学生送到农村、农场去“接受再教育”，我也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被从武昌被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去“插队”。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政府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控制也超级严格，因此大部分农民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学生，一下子来了几百人，自然很是新奇。我们下乡的那天，层层分配，直到天黑才算落实到生产队里，乘生产队的小木船（湖北话叫做“划子”）在浓浓的黑夜中进了村。村里的孩子、老人、妇女都围着我们看热闹，其中有几个曾经去过汉口的农民（算是村里少数有见识的人了）问我们：是汉口来的吗？我说是武昌的，他们说：也就是汉口了。那个时候，不怎么说“武汉”，多是称“汉口”，汉口是大地方，武昌则接近郊区的感觉，而汉阳，在他们心目中也就是和他们农村差不多的地方了。汉口地位凸显重要。三镇三镇，汉口是第一镇，这是无需质疑的。

江汉关

为什么说武汉很矛盾呢？那是因为那个城市有一种相当主流的低俗地方文化，和强烈有力的都市建筑之间形成的反差。湖北湖南这一带的人统称楚人，是因为这里古代属于楚国，这个楚字，在汉口话里面读音和“丑”字完全一样，他们自己在开玩笑的时候，也会揶揄自己是“丑人”。汉口方言非常强势而低俗，我读中学的时候，同学有时候玩个小小的恶作剧，用汉口话大声朗读拜伦、济慈这些浪漫诗歌，古怪的感觉当场笑倒一片人。这个方言基本没有办法讲得优雅，但是用来骂人则是异常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湖北人喜欢大声讲话，并且喜欢带脏话做助词，这种脏话助词当地人叫做“把子”，也很形象，好像菜刀一样，必需有把子才好用。对很多武汉人来说，不骂人、不带脏话把子是很难讲成一句话的。这里能言会道的人极多，油嘴滑舌者的比率和北京人相近，不同的是北京人讲话可以不带一个脏字而损人至死，武汉人虽也油滑谐趣，但是脏话连篇，几乎句句都带有“把子”。走在三镇的大街小巷，“老子”、“婊子”、“板马”、“狗日”之声如江涛一样，汹涌澎湃，此起彼伏，如果在公共汽车上，更加是爆豆一样的急击连发，听得外地人目瞪口呆。我在全国走过许许多多城市，脏话水平能够和武汉相比的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1980年，我和在武汉大学教书的美国教授安德鲁.霍怀特在江汉路百货大楼买东西，领教了武汉人的绝骂。一对纯粹得不能够再纯粹的汉口夫妇在我们旁边看商品，三十来岁，无产阶级形象，女的在给男的挑选毛衣，而男的则东张西望走开了，突然，女的高声大气吼叫起来：“苕货！（这是武汉很流行的给男孩子用的小名，就是傻瓜的意思），你个挨千刀的，砍脑壳的，你跟老子死到哪里去了？还不给老子‘遣’过来（就是滚过来的意思），把这件毛衣给老子试一下！”声音之大，力透墙背，震耳欲聋，我听得目瞪口呆，但见那男的很乖的“遣”了过去，但嘴里还是不依不饶的说“叫么子叫？老子又不是聋的”。美国人问我：她嚷嚷什么？我只能尴尬地说了句：没法翻译。这种语言的威力，莫说类似，世界上的城市里面恐怕连接近的水平也难以找到。这个“楚”文化的俗文化圈非常强势，对人对事直截了当，毫不掩饰。

为什么又说它古怪呢？就是在这样波涛汹涌的粗俗人文环境和方言中，汉口却有一个无与伦比的精彩的城市区域，有在全世界也可以数得上的精彩的新古典主义、Art Deco 建筑群体，从旧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蔓延开去，沿江而下，到大智门火车站铁路一线，规模宏大。城市规划、建筑精良到难以令人致信的水平，加上可以媲美上海石库门的里弄居民建筑群体，除了沿海少数城市之外，汉口的这类建筑的水平绝对是国际的，难怪它曾被誉为“中国的芝加哥”。

江汉路

汉口的租界里面是一个精英阶层的居住区，这里的人，多半在洋行、银行、进出口公司、为租界服务的行业中工作和生活，租界里面有讲究的公寓楼房，也有许多民族开发商在租界周边开发的住宅区，是围合型的带小天井院落的连排住宅，在武汉叫做“里份”，相当于上海的石库门。汉口的租界，顺着长江，从江汉关所在的江汉路开始，江汉路对面就是华人区。租界的长度从江汉路算起，几条并行的马路自西向东，顺江向下排列，过了一元路，再过了六合路，直到汉口蛋厂一带；宽度则从江边的沿江大道开始，由南往北，一直延伸到车站沿线的铁路边。汉口的几个租界都设在这里。这里最早建成现代城市，最早建成下水道、污水处理设备，化粪系统、最早通自来水、最早供电，也最早安装电话设备，无论是餐饮、还是服务，无论是工作形式，还是公共交通，汉口租界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发展，自然给汉口其他地区后来的开拓提供了范本，因此，汉口的现代生活，事实上早在1862年就开始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我上面说过的汉口俗市民有很大的差异。第一是因为他们多是职业人士，需要很规矩、典雅的用语，即便讲汉口话，也绝不带脏话；第二是他们因为大部分在洋人的行业、涉外的行业工作，因此多通国语，不少人还能够讲英语，他们的消费方式，也就纳入了西人消费的范围里，久而久之，他们的消费也能够和国际接轨了。

写这一段，我是有些顾忌的，因为好像在讲租界的正面影响。外国人到中国建立租界，当然不是为了提高国人的水平，也不在于提高中国城市的水平。但这是他们自己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为自己着想也得把西方最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模式、行政规范、生活习惯引入。越是先进的国家，租界的建设水准也就越高，从上海到香港、从新加坡到汉口，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在租界里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因此受到影响，也很自然，很符合逻辑，汉口的情况应该算是很典型的。

我从前有几位朋友，都住在旧租界里，或者住在武汉人称为“里份”（类似上海的“石库门”）里面，这些朋友的家庭中，有少部分是解放后迁入的高干家庭，这部分旧租界的住户，仅仅是占住了人家的住宅，在说话、行为方面，没有什么旧租界的影响，严格来说并不算租界类型的人，生活方式、言行举止基本还是干部类型的。另外几位则是跟着家庭一直住在汉口老租界里的，老租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影响很深。有时候我都觉得难以想象：汉口租界在30年代就取消了，这种影响何以延续这么长时间呢？就好像上海一样，整座城市直到现在，也还有一种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生活、服务方式。

我有一位多年的好友，全家住在英租界里面的一个里份里，上学的时候，常去他家。他们住的房子，和我在上海思南路136弄住过的石库门几乎一样：天井，两层楼，亭子间，厨房、现代卫浴。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的会计，博览群书，母亲是个精致的主妇，讲一口无懈可击的北京话，她其实会讲汉口话，但是选择讲国语。他们家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我在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的教授群里所见到的并无二致。每天看《参考消息》，也听听短波BBC。星期天有时候会请我们几个朋友去汉口那家原来是白俄开的讲究西餐馆“邦可”吃饭，罗宋汤（红汤）、蒜包、头盘、主菜和甜点。甜点经常是Soffle，是一种奶油发泡的烘烤食品（最近播出的一部孙红雷主演的电影《窈窕绅士》中那位女主角很洋气地说“我最喜欢吃的点心叫做soffle”，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黑咖啡。这种生活方式延续到1966年，才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散，但是他们和邻居依然会在可能的条件下在家里做西餐，自己做罗宋汤，烤面包和煎猪排，种种解放前的讲究居然可以艰难地延续到那个动荡的岁月里，那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已经维持不了的方式。汉口旧租界里的生活有一个自己的圈子，甚至菜场，都有所不同，汉口兰陵路的菜市场，当年居然有红菜头这类做西餐的蔬菜卖。虽然生活已经很贫乏了，但是这个从租界时候就形成的生活、服务圈子居然还在运作，实在很让我惊异。

从这些人口中，我是完全听不到汉口标志性的脏话把子的。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一辈子讲纯正的汉口话，从来没有一个脏字，温文尔雅，得体脱俗。我对于汉口的认识，逐步才出现一个新的观点：不是所有的武汉人都那么粗放，那么低俗的。汉口的精英分子有两个大的群落，一个基本住在租界和车站路一带、靠近江汉路、中山大道和铁路之间一带的里份里，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是有品位的。另外一部分则是住在机关大院、企业大院，特别是大学大院里面的大院群体，这些人也没有本地文化的这种放纵的俗气质。所谓“人以群分”，大概就是说的这种因为居住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人文氛围吧。

201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