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可以买分数”？请别误读教育者的无奈！
“有些专家认为金钱不能打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100万留在自己学校，400万可以捐给其他学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
两会刚刚结束，各位委员表述了很多对于现今社会的想法。有些提案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有些提案则被认为是完全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雷人提案”。而在关于教育的话题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的这个“金钱可以买分数”的说法便当仁不让地被列为了第一“雷人语录”。
无庸质疑，在择校问题早已是被公认的影响中国教育均衡发展的“绊脚石”时，一个堂堂的中学校长居然在堂堂的“两会”上发表如此“堂堂”的观点，的确是“雷人”到家了。但就在众多网民口水相加、恶语相向时，笔者却颇有一些五味繁杂的感觉。——《教育法》明文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地受教育的机会。刘长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学校长难道不知？他究竟是在借“两会”的东风为“金钱买分数”的合法化而摇旗呐喊，还是在痛陈时弊另有寓意？
其实，这次“两会”中关于教育的话题除了“公平”以外，还有一个最热的词——“缺钱！”而在谈到教育投入的问题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曾语出惊人地称自己“就像丐帮主,得到处找钱”。“办教育总是缺钱的。”对于“缺钱说”，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也如此表示，并坦言自己在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时也曾为钱奔忙过。——平心而论，笔者是没有出席这次“两会”的，设若在场的话，我也会说“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的。
当然，笔者所说的“给我500万”与顾秉林、刘长铭等泱泱名校校长“给我500万”，在语境上面是大不相同的。因为500万对于一个乡村中学来说，那绝对是一个极其天文的数字。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校舍焕然一新，而且还足可以让我们的教师过上一种很是幸福很是惬意的生活，更足以让我们的那些只能面对课本和黑板的学生享受到现代化教育的待遇。——因为一个学生的“特殊际遇”而让一个学校沐浴在平等的春风当中，何乐而不为之？这又岂能不是用一个“不公平”所换得的一种大众“公平”？
诚然，“用金钱买分数”之说可能会给青少年学生灌输一种金钱是万能的错误观念，使教育更加的不公平；也可能会使原本纯洁的教育大厦遭遇污浊而背离了教育的本色。然而，教育公平的基本前提是什么？百年树人”的中国教育为何又会“沦落”到 “为钱折腰” 这般尴尬的地步呢？
长久以来，“择校热”的问题如同洪水猛兽而屡遭禁止却又愈演愈烈，教育不公的问题本是全民熟知虽屡被“解决” 却又日见差距加大。于是乎，“重点”和“普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金钱和权力就成了搏弈的最大推手，买考分、换文凭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沧燃之下，笔者试问：这难道不是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所导致的后果吗？设若天下学校基本大同，设若华夏资源可以人人共享，设若教育人士可以不必再为“为钱而折腰”，那么还会有“用金钱买分数”的龌龊，还会有“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的愤懑之语吗？
高考的魔力完全不亚于如来佛的法力，这估计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所体验的。一场考试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在中国是公认的社会现实。有了这样的前提，就算忍饥挨饿、呕心沥血也在所不惜。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越是重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每年上千万的学子及数亿的家长都义无反顾奔向这座“独木桥”。从这个角度上说，“金钱买分数”之说无疑是站不住脚跟的，也是对广大学子最为残酷的不公与打击。——是的，用金钱买学上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是无益的，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利的。然而，在“教育很差钱”、“学校很受伤”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有资格谈什么“教育公平”和“科教兴国”吗？
王龙先生在《“高考经济”不是经济问题》一文中说：常常听到有人谆谆教诲，说什么“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投入不足是因为财力有限”云云，这话乍听起来很有道理，理由也充分得令人无可质疑，事实上很多人也信以为真。果真如此吗？去年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先生曾经向“两会”提交过一份《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的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平均每年增长23%）、成本之高，都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同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也报道，仅仅2005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达到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共达到6000亿元以上，占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而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中国全部教育经费的两倍。也就是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乌干达都比不上。——而近两年，国家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每一次干预却都会给一些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国家为应对花样百出的犯罪手段又不得不每年制订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制约能力，而行政成本的日益升高，又反过来压缩了对教育的投入。
由此可见，刘长铭的“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决不是什么“雷人”之语，而是对于教育尴尬的一种无奈的宣泄而已。我们误读刘长铭不要紧，只是当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此被搬上了教育的台面时，难道我们还不该问一句“谁拿走了我们的教育投入”吗？
（李吉明2010年3月17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