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伯强

　　对于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问题，讨论很多。人们往往将经济转型简单理解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对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一个节能减排的基本手段，寄予很大的期望，表现在几乎中国所有的战略规划都会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理论上，调整经济结构对于降低GDP能耗的作用是无需争议的。比如，减少高耗能产业，就可以降低GDP能耗。但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谨慎。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是一个以政府、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过程，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一国经济结构应当符合本国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性和规律性。如上所述，目前中国处于高耗能阶段，高耗能工业结构是一个典型特征。目前把降低单位GDP能耗完全寄望于调整高耗能工业结构是不现实的。比如说，发展低耗能产业，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服务行业，这与学界中中国经济增长应从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呼声一致。但是，事实上近年来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因此，调整增长结构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在经济贸易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分工中，中国目前的定位很明确。“中国制造”标记无所不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象征。但是，短期改变中国的低端、高耗能的出口可能性不大，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可以努力，但国际贸易分工重新调整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长期而言，改变产业结构，做大第三产业无疑是降低整体能源消费的关键，但可能不是现在。或者说，现阶段要强行改变产业结构，政府得付出更多的努力，经济得承担更大的牺牲。所以，不能把节能减排太大的希望寄托在短期经济结构调整上。反过来说，这些基本特征不能用来作为过去一些战略和政策上的过失和错误的借口，也不等于说中国不需要从现在开始减排，更不等于说政策没有作为。不是说不需要从现在开始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说现阶段在节能减排问题上，不能对产业结构调整寄予太大的希望。认识了阶段性增长的特征，会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节能减排的困难和所需要的努力。

　　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除了能源稀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石油对外依存)，还必须应对低碳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成本。能源成本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障碍。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煤为主是中国能源和电力结构的主要特征，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其成为首选。无论如何具有争议，便宜煤就有便宜的电价，有竞争力就能提供就业，电价不涨就有利社会稳定。

　　总结国际经验，快速增长的经济常常是比较粗放的。但是，中国现阶段粗放经济也说明了节能的空间比较大；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要求能源成本不能大幅度增加，而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将大规模提高能源成本，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调高电价的难度，所以，相比之下，节能比较便宜可行。

　　中国目前人均石油消费还很低，2008年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83公斤，世界人均为587公斤，美国则达2.91吨，日本也有1.74吨。石油需求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09年中国石油消费接近4.1亿吨，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2010年仅汽车将消耗石油1.38亿吨，2020年将达2.56亿吨，约占石油总消耗量43％和67％。但是，200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2%，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估计2015年石油依存度可能达到65%，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由于国内石油产能的限制，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只能是越来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直接威胁中国能源安全。如果无法有效抑制石油需求，就必须寻找石油替代，石油“走出去”只能是一个补充。如果能源结构既定，石油替代对碳排放没有减缓作用，但是，石油替代（如电动汽车）的确提供了通过能源结构改变，减少碳排放的机会。因此，中国现阶段低碳经济转型的低碳战略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积极寻找石油替代。

　　那么，中国“十二五”的低碳经济转型可以理解为，节能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过程中促使经济结构有所改变，有意识地进行石油替代。既要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能源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过程的必然，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也要认识到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尽量节能和减排。因此，“十二五”应当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低碳的经济发展既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约束。

　　一个国家的能源战略规划至关重要，科学有效的能源规划必须充分考虑阶段性经济增长的特征。如果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积极寻找石油替代的低碳战略方向确定，那么，能源电力战略规划除了应对新能源发展，应当对整体节能进一步下功夫，因为整体节能基本上是通过电力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