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兮甜兮忆母校

曹思源

1959—1964年，我在江西景德镇第一中学读书（其间参加教育改革试点班，缩短学制一年），这五年求学时光是我人生成长中印象最深的一段。半个世纪重回首，忘不了两个字：“苦”与“甜”。

苦的回味

过去常听老一辈说我们这一代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其实也不尽然，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酸甜苦辣。

刚上中学，适逢全国大饥荒，我家在乡下的亲戚中就有人饿死。我虽饿而未死，却也深晓饥饿的滋味。我每餐饭吃完，洗碗的时候肚子还饿得咕噜咕噜叫。一天24小时，无时不饿。有时，一碗饭三口两口就吃得精光，看见一些女同学还有半碗饭，真是羡慕得要命，怎么办呢？后来我带本书到食堂，边吃饭边看书，强迫自己吃慢一点。当别的同学吃完饭时，我看看自己还有半碗饭，便暗自得意。虽然饿还是饿，但有点心理上的满足感。

饥荒年代，同学们围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吃。什么东西最好吃？大家各抒己见。哪一次吃得最开心？大家各自炫耀。记得有一位同学突然说，“我最希望生病，生病的时候吃不下饭，就不会老想吃饭”。这时马上有一位同学接过话茬说：“我们俩是好朋友，你生病吃不下饭就把饭让给我吃吧。”我听罢大吃一惊：这小子如此自私，而又如此直率！

同学中也有很仗义的，我就遇到过一位。她敢于打破学生一律住校的规定，每天走二十多里地回家吃住，只在学校吃一顿午饭。这样就省下一些饭票支助我。我当然很受感动，加上我们兴趣相投，后来就成了莫逆之交。

当时还有一种“苦”是精神上的。书记、校长作报告，政治老师上课都反复讲全国形势一派大好、特好、空前未有的好，而我的肚子却告诉我，“吃不饱，形势不好”。作为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我该相信谁？我知道我应该相信老师，但是我的本能、我的饥饿感告诉我，必须相信肚子，肚子说的是真话！那么，老师、校长、书记为什么要对我们说假话呢？我不敢站起来公开责问，而是与个别要好的同学私下议论。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种“逆向思维”的习惯，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产生了些许怀疑；对于据说是照耀全球的“红太阳”是不是真的那么光辉，产生了一连串的问号。带着这些问号，我向教导主任刘云鹤老师借阅了当时只有少数领导干部才有的《毛泽东选集》。记得刘老师还直夸我：“中学生通读毛选，少见！”他哪里知道，读完毛选之后，我的疑问更多，心里也更苦了。

甜的回忆

我到一中，最初编入初一（乙）班。我和漆德三、朱寿民、冯文旗都喜欢文学，经常有作文被程仕印老师（他教我们语文又是班主任）拿到课堂上给大家做范文讲。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忽发奇想，要利用教室后面的墙办一个墙报《文学园地》。当时就怕程老师不同意，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如果程老师不同意，我就用宪法跟他讲道理”。

一天晚自习的时间，我壮着胆子敲开了程老师的房门，说明来意之后，岂料程老师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弄得我反倒不知所措。这时程老师发现我手上拿着一本宪法单行本，问拿这个来做什么？我只好说：“这是我们自办《文学园地》的法律根据。”程老师一听哈哈大笑：“没问题，不用说服我，你们好好办就是了，这对提高全班同学的写作兴趣也有好处嘛。”

后来《文学园地》办了多少期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不仅本班，而且其他班也有同学来我们的《文学园地》当读者，评评点点，好不热闹。我们第一次尝到了当自发刊物作者、编者的味道——真甜！

初二上学期，学校学生会改选，我被选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收发室的校工胡道堤老师只负责为学校图书馆、教研组和老师到市邮局订阅报刊，而各个班级以及学生订报刊的事他管不过来，校领导就让学生会管，这就成了我这个宣传部副部长的主要工作。

每天下午最后两节课（一般是搞卫生和课外活动时间）是特批给我的“办公”时间，将几十份报纸和上百种杂志按各年级、各班的顺序分理出来，发送下去。其实这件事只要花半个小时，多余的时间我就“种自留地”——大看特看各种报刊，从三级党报（《人民日报》、《江西日报》、《景德镇日报》）到《人民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时代》，以及《物理学报》、《科学通报》、《大众电影》、《陶瓷美术》、《知识就是力量》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许许多多的报刊，配成一套特殊的“百科全书”。我每周六天都有半个下午进行这种“报刊大会餐”，尔后去食堂吃晚饭，一路上都感到甜滋滋的。

正当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忘情地吮吸着乳浆时，父亲发话了：“退学！”他心疼地摸着我骨瘦如柴的肋骨说：“太瘦了，太瘦了！这样饿下去恐怕长不大了。你退学跟我做裁缝吧，到乡下去做衣服，农民也会让你吃饱饭。”

我当然想吃饱饭，但我更想读书。说服不了老爸，我就把这个“退学危机”告诉了当时的班主任韩振铁老师，韩老师马上说：“我找你爸去。”当时一般学生都害怕老师家访，而我是“搬救兵”，自然不一样。韩老师在我父母面前大展其思想工作的天才，苦口婆心地说：“你这个崽不读书就太可惜了······”最后，我爸终于松口了：“既然老师都这么说，我就再咬咬牙关吧。”这时，我看见韩老师笑了。几十年来，这个笑容在我心中常常会浮现，他笑得那样的甜，似乎看到了我克服退学危机之后的整个人生道路。

景德镇一中——我的母校。她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敢于放手让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做工作。学生会的活动，就一直搞得有声有色，同学们的课外学习也丰富多彩。譬如我们学生会宣传部曾定期举办时事测验活动，以调动大家课外阅读关心国事的积极性。这件事没有“官方”首肯是办不成的，而政治教研组组长朱哲屏老师就极力支持，她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当我提出请朱老师命题时，朱老师很豪爽地说：“既然是你们学生会搞时事测验，就由学生会出题吧！”这下逼得我从自己平时阅读报刊摘录的笔记本上筛选试题，效果还不错。为了迎接时事测验，各班自发组织时事讲座，请关心时事的同学来讲，大家提问，共同讨论。我经常会被各班请去讲时事，博得不少掌声，思维和口才也不知不觉有所长进。至今回味起来心里还是甜甜的。

* * *

人道是活到老，学到老。值此首轮花甲已满、二轮花甲启程之初，回顾此生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段，还是在一中那五年。苦兮、甜兮，都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一笔宝贵财富。

思之、念之，忍不住吟诗一首，聊表怀绪：

母校感怀

少年求知吮乳浆，

恩师谆谆总难忘。

当年人格初造就，

如今花甲犹自忙。

童心未泯志不改，

推动变革益四方。

长治久安需宪政，

启蒙维权尽衷肠。

2009.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