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6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起,国人就对所谓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在为自己合乎理性地谋私利的同时，间接地有利于社会的说法笃信不疑。我们且看一位经济学大师是如何解读西方经济学及其鼻祖亚当·斯密的：)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2009年夏季号刊登穆罕默德·尤努斯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对陷入危机的世界来说的经济安全》，全文如下：
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尽管如此，没有人要求摒弃它，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等其它制度，因为大家都相信，尽管资本主义有种种弊端，但它仍是人类所知的最佳经济制度。正如每位研究者都知道，亚当·斯密提供了资本主义的理念框架。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它已得到改进和详细的阐述。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斯密所论述的基本原理仍然大体上完好无损。
有许多次，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看来都必须得到重新审视。但是，这种必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明确。实际上，鉴于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人们大力支持对这一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在我看来，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一项重大改革是必要的——这项改革将使个人得以以多种方式发表意见，解决现有的理念框架尚未解决的、甚至使之加重的问题。虽然我的建议可能会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结构的重大改革，但它实际上十分符合亚当·斯密在其发表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的出色阐述。然而，大约250年后的今天，斯密的一些教导仍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领会。
在目前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世界各国的观察家们一直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抱有十分乐观的看法。21世纪最初的几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推动这种繁荣的部分动力是知识、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革命。虽然这种繁荣显著地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但是数十亿人仍然遭受贫困、饥饿和疾病。在发达世界，少数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呼吁人们关注他们的困境。然而，许多人采取了自满的观点，以为自由市场的扩散最终会给哪怕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人民也带来繁荣。
21世纪开始时，人们寄予厚望，并抱有理想主义的梦想，体现在称为《千年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倡议之中。国际社会承诺予以支持的这8项目标包括几项经济目标（如消除极端贫困和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目标（如减少性别不平等和普及初级教育）。这些目标结合起来，会使我们在实现大大缩小世界上的北方富国和南方穷国之间的鸿沟这一范围广泛的目标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我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相信，未来的几十年将会不仅给少数人，而且给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繁荣。
现在乐观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很少有人预见到的几场严重危机——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以及食品和油价危机——相互结合，给世界上底层社会的30亿人带来了更大的苦难与失望。这些危机还迫使发达世界中的许多人对他们假定的自己未来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猛然的觉醒
我们在食品、能源和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危机具有种种直接的经济与实际的根源。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反映了现有的经济体制的不足之处。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仅靠按照人们的一贯看法的自由市场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还发生了最大危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目睹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蒸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很多部门的这场灾难性的崩溃首先发生美国、然后发生在其它发达国家，使得一个个大型金融机构倒霉，使重要的制造业公司破产，并几乎彻底摧毁了一个个国内产业。目前维持这些公司与产业生命的仅仅是空前的政府救助一揽子计划。关于这场历史性的经济崩溃，人们提出了种种原因：市场上的过分贪婪、投资市场变成赌场，以及监管机构的失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金融体系之所以崩溃，是由于其基本目的的根本扭曲。创建信贷市场的原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的需要——为企业家提供资本，以创办或者扩展公司。作为对这些服务的回报，银行以及其他放贷机构赚取了合理的利润。人人都从中受益。然而近年来，一小撮怀有一种不同的目标的个人和公司却造成了信贷市场的扭曲。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巧妙地玩弄金融工程学来赚取不切实际的高回报率。他们将抵押贷款和其它贷款重新打包成复杂的金融工具。这种金融工具的风险程度等特征被隐藏或伪装。他们然后出售并转卖这些工具，从每项交易中赚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投资者们热切地哄抬价格，争取获得不可持续的增长，把赌注押在金融体系的这一基本弱点永远也不会被曝光上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这座用纸牌搭建的房屋轰然倒塌。由于金融市场的高度全球化，这场经济海啸波及到世界各地。全球各地的股票市场遭受了数十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损失。但是，遭受最严重影响的不会是富人，而是这个星球上真正深受其害的、处于社会底层的30亿人，尽管他们绝对没有酿成这场灾难。虽然富人将会继续享受具有特权的生活方式，但是穷人却将面临失业和收入的损失。这种失业和损失对许多人来说，都将是生死攸关的。
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这种影响。全球贸易水平的下降造成了发展着国家出口的减少。富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预计今年将下跌20%。用于贷款的资金已经枯竭，援助资金的流动和在国外工作的公民的汇款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仅仅看到了这些危机的开端。今后还要度过一个漫长的痛苦时期。金融、粮食、能源与环境危机的共同影响将在今后岁月中继续展现，从而严重影响处于底层的30亿人的安全保障。例如，世界银行估计，如果金融危机得不到迅速解决，则从2010年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就会再有140万到28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世界上最穷的人们的麻烦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人民。社会动荡、争夺稀缺资源的边界冲突、屡屡发生的国家治理失败的事例，以及为了摆脱贫困和环境灾难而孤注一掷的人口的迁徙，将会在全球各地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热点，从而威胁世界和平，造成疲于应付这些挑战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预算的紧张。
在过去几个月里，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关注金融领域中的紧急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应仅仅被看作一个复杂的金融学问题。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这种狭隘的看法，很可能会加重我们的全球社会与政治问题。金融危机的人的方面必须融入到有关我们大家都面临的这些问题的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之中。
迄今为止，虽然各国政府一直忙于为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各个机构制订超大规模的救助一揽子计划，但是为救助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而做的事情却很少。尽管如此，20国峰会领导人于4月初决定重新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7500亿美元资本，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开始。这些资金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以帮助稳定东欧等受困地区岌岌可危的银行。在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样一场全球范围的危机中，对任何地区的救助都使经济崩溃继续蔓延的可能性减少，从而有助于全世界。
然而，面对这一切可怕的消息，这场大危机也可能会成为大好的机遇——重新设计我们现有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以使之成为全球范围的持续的安全保障的基础。
资本主义：一个只修建了一半的结构
即使我们能够克服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在资本主义解决持续存在的贫困、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以及流行病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有效性问题上，我们仍然面临着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今天普遍接受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只建设了一半的结构——这一结构使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按照他的理想方式运作，从而通过市场的运行机制把追求个人利益转变成使社会普遍受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选择了忽略斯密所传达的一半信息。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而他的同样重要的《道德情操论》却基本上遭到忽视。
目前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是专门为唯利是图的人们准备的。这种解释把人当作具有单一片面性的动物，而人是多方面的，就像亚当·斯密两个半世纪以前所明确阐述的一样。虽然我们具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是我们也有无私一面。资本主义的主流理论以及围绕着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市场，没有为人的无私的一面留有任何余地。如果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利他主义的动机可以被引入到商界，就会没有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斯密认为，人们生来就具有道德意识，就像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观与和谐意识一样。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这种良知是某种内生的东西，而不是立法者或者理性的分析所赋予我们的某种东西。为了加强这种东西，我们还具有一种天然的趋势，就是关心我们的同类的福祉。斯密把这种显然是普世的情感称为“同情心”。这些天然的良知与同情心等意识相互结合，确保了人类能够在有序的、互利的社会组织中共处，并且实现了这种共处。
我们牢记这些观念，就能认识到斯密的《国富论》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他在这本书中的论点被普遍概括为认为，只要人们获准谋求“私利”，所有人的境况都会很好。这被等同于自私自利和利润最大化。但是，由于人们的状况——受到良知与同情心以及盈利欲望的驱使——所以“自私自利”不仅包括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对社会的贡献。十分重视公正等美德的《道德情操论》因而对有关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意图的普遍的、但却过于简单的认识起到重要的矫正作用。
然而，目前的经济理论结构不允许后一方面在市场上发挥作用。没有这样的机会，人们就倾向于通过向慈善机构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无私。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中，慈善努力始终发挥着作用。它们是高尚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通过自由市场的力量进行创新、拓展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方面，企业要比慈善机构更有能力。如果商界的效率、竞争力和活力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以处理特定的社会问题，整个世界的境况就会大大改善。设想一下，如果全球各地的优秀企业家和商界人士都致力于消除营养不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和消灭疾病等目标，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会有多大。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种与现有的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运营的新型企业。我把这些新的实体称之为“社会企业”，因为它们是为了他人的集体利益而存在的。
缺失的要素：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的宗旨是为了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给投资者赚钱。它是一种不亏损、不派息的公司。投资者可以收回他的投资资本，但是除此之外，就不得提取任何利润，作为投资者的红利。这些利润留在公司里，用于扩大其影响范围，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并设计降低产品或服务成本的方法。实际上，社会企业将标志着与自由市场和政府并存的第三个经济部门。
重要的是要区分社会企业理念与众所周知的“对社会负责的企业”的概念。后者所指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或者最起码为了使自己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小化而选择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传统的追求利润的公司。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可能会利用环保的方法，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慷慨的福利，并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捐献出来，用于有意义的事业。今天，许多公司试图宣扬自己是对社会负责任的，也存在着专门的投资基金来使资金从污染型的、侵害雇员权益的或者剥削穷人的公司转移到这种公司。
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区分我所定义的社会企业和后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如果增加利润的目标被认为与有助于社会的目标发生冲突，则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的管理者就必须倾向于追求利润。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一家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很可能会减少其慈善性捐赠，并缩减其它社会承诺。而一家社会企业却无法做出这种选择。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促进社会福利。因此，这一目标和盈利目标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冲突，因为社会企业根本不承认这种冲突。
社会企业的理念凝聚在我头脑中，是通过我在格拉明企业——格拉明银行27年来为了解决孟加拉国穷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同问题而创建的总共25家的一系列公司——的经验。这些公司的目标与经营模式具有很大差异。例如，格拉明·沙提公司生产和销售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把在其它情况下毫无价值的农业废料转变成做饭用的燃料生物-气体转换器。格拉明保健公司经营着保健诊所，为农村家庭提供买得起的医疗保险。格拉明渔业和畜牧业公司经营养鱼场，提供疫苗接种和兽医服务，以帮助孟加拉国的小农场主提高盈利能力。格拉明银行本身则是一家社会企业。其所有者是穷人，主要是作为其储户和借款人的妇女。这家银行把部分利润以红利的形式返还给所有者，将其余利润投资扩大服务，向全国各地的更多村庄和家庭提供这种服务。通过格拉明银行的所有收益都以某种方式用于帮助穷人。在每种情况下，这些公司都满足一种特定的社会需要。我们设计这些企业，不仅使之具有自我可持续性，并不断扩展，而且确保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源源不断地送到越来越多的穷人手中。这些公司所产生的任何盈余都用于再投资，以扩展业务，而不是让投资者发财。这就是社会企业模式。
社会企业理念之所以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是因为格拉明银行与总部设在法国的跨国公司达能公司共同创建了一家合资企业。2006年2月，格拉明银行与达能公司合作，给孟加拉国农村营养不良的儿童带来了营养强化的酸奶。这家社会企业的宗旨是填补这些儿童饮食方面的一项营养空白。今天，我们按照支付得起的价格向贫困家庭出售酸奶。收费仅仅足够使公司具有可持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因为酸奶是由一小批组织起来的农村妇女挨门挨户分销的。她们每出售一杯酸奶就收取一份佣金。此外，酸奶所用的全部牛奶等用料都是从当地的供应商，如工厂附近的小奶农处采购的。除了返还原先的投资之外，按照协议，无论格拉明银行还是达能公司都永远也不得从这家合资企业赚取任何利润。我们在孟加拉国已经经营着一家酸奶厂，并希望逐步在全国各地拥有50家这种工厂。
我们还建立了一家按照社会企业原理运作的眼部护理医院，并同法国的威立雅公司共同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以便向农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这个合伙企业正在修建一家小型的水处理厂，以便给孟加拉国一个地区的5万名村民提供清洁的水，因为该地区现有的供水受到砷的严重污染。我们将以低廉的、仅仅使公司具有可持续性的价格出售水，但是无论格拉明公司还是威立雅公司都不会从中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好处。这些企业的成功促使另外一些公司踊跃地与我们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建立新的社会企业。
授人以渔
然而，我讲述社会企业理念的时候，一些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问道：“谁将创办这些企业？谁将经营这些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人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从事没有希望获得个人利益的项目？”
首先，世界上并不缺乏慈善家，也不缺乏提供赠款的捐助国。人们每年捐赠数十亿美元，捐助国也是如此。但设想一下，如果这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于提供一次性的援助，而是可以由社会企业用于帮助人民，那么这些钱就会反复地再循环，其社会影响就可能会大得多。以同样方式，各家公司对公司社会责任项目的拨款也可以很容易地用于开发社会企业。每家公司可以创建自己的一系列社会企业，或者把来自许多来源的捐款集中到社会企业基金（SBF）之中。这种基金相当于在追求利润的世界上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当然，鉴于我们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所获得的教训，这方面存在一种风险。但是，由于一家SBF中的投资受到社会目标而非利润的驱动，所以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即失控的市场弊端不大可能影响到它们。
创建社会企业的机会是无限的。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如果为穷人所拥有，也可能成为社会企业。这构成了第二种类型的社会企业。格拉明银行就属于这一类的社会企业。它为贫穷的借款人所有。这些借款人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这些股票不得转让给非借款人。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队伍负责银行的日常管理。每年都向借款人递送股息支票。这种支票标志着他们的银行利润分成。
我想提出的是，双边的与多边的捐助者通过创办这种类型的社会企业支持经济发展。如果一个捐助者想要提供一笔贷款或者赠款，比如说用于在一个受援国修建一座桥梁，那么它就可以创办当地穷人所拥有的一家桥梁建筑公司。将把公司管理的责任交给一家做出承诺的管理公司。按照既定的模式，所赚取的部分利润将作为红利流向当地的穷人，其余部分用于修建更多的桥梁。实际上，这座桥梁很可能会成为许多桥梁当中的第一座。按照这种方式，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譬如公路、高速公路、机场、海港和公用事业公司就可以建设起来。由于社会企业模式要求公司通过其活动产生持续不断的收益——例如通过征收桥梁使用费（通常对穷人采取特殊的较低费率）——所以最初的赠款将会带来持续不断的和不断增添的收益流，最终用捐助者的钱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目前，惰性是问题。一旦社会企业的理念被融入到经济理论之中并在全球各地的商学院教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站出来，投资于社会企业。为了把投资者与社会企业联系起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社会股票市场，进行这些实体的股票交易。投资者会来到这一证券交易所找到一个社会企业，其中有一项使命，是他或她所喜欢的——就像想要赚钱的人去现有的股票市场一样。受到促进特定社会目标愿望驱动的投资者就会利用这一市场，使资金投入到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社会企业之中。特定社会企业股票的价值将随着基本业务的财务与社会两方面的结果而涨落。由于产生巨大的社会福利——例如为贫困居民区的有风险的儿童开办学校，或者为低收入社区的家庭提供价格低廉的高素质医疗服务——同时通过精明而富于创造性的管理而产生巨大的可持续收益流而赢得声誉的社会企业将成为相当于蓝筹股的企业，吸引大量的投资资金。
为了帮助社会证券交易所适当地经营，我们将需要建立评级机构，实现术语的标准化，确定定义和影响衡量工具、报告形式和新的金融出版物（也许甚至有社会华尔街日报？）以及电子媒体，以提供影响社会企业的新闻信息和金融情况。
最严重的危机、最好的机会
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给我们大家提供了有关人类大家庭相互连通性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这个世界上，南方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稳定的金融市场和繁荣的经济体的推动，因此，雷曼兄弟公司和孟加拉国制衣厂中工作的贫穷姐妹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是全球性的，孟加拉国的稻农、墨西哥种玉米的农民和爱荷华州种玉米的农民的命运都交织在一起。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可能是少数人受益，而牺牲许多别人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只有让世界各国所有人民分享人类进步的政策，才会给任何人带来长期的安全保障。
贫穷不是穷人造成的，而是一种人为地强加给资源较少的个人和家庭的东西。穷人赋有与世界任何地方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任何人相同的无限的创造潜力和精力。问题只在于消除穷人所面临的障碍，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智慧为人类服务。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能给予他们与我们相同的机会。社会企业和富于创造性与同情心的经济行为者——在所有经济部门中——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迅速的捷径。
贫穷不属于文明社会。它属于一个博物馆，我们的子孙将去那里看看人们被迫遭受的非人的痛苦，他们将在那里问自己，他们的祖先何以允许这样的窘境坚持了这么久。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消灭疾病、废除奴隶制、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消除贫困是我们所面临的下一项巨大挑战。现在是以一种计划周密和妥善管理的方式面对这些彼此联系根深蒂固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时候了。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从废墟上，一个新社会能够建立起来，目前的危机使我们有机会设计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金融结构，使这种类型的灾难永远不会重演。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才能为后代的安全与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