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开得热气腾腾，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竟是一篇“社科学者看两会”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前些日子看各地两会报道，个别提案的内容，如‘公民是否被允许结婚，应考察其道德水准，不合格者不应批准’，这样的提案可以用‘荒唐’二字形容。”[1]

 初一看，让笔者吓了一跳，以这样的标准，笔者大概是不能被允许结婚的，以官府和劳动法“名门学者”的眼光看来，笔者因为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道德好像也是有问题的。我们都看过《芙蓉镇》的电影，知道在那个最荒唐的年代，反革命分子也是可以结婚的，“臭味”还是可以“相投”的。我以为又是敲门走进了一群更厉害的红卫兵。仔细看来，有两点让笔者放心：一是说“个别提案”至少还未流行开来；二是报道者也斥之荒唐，说明主流评价标准还没有接受，离立法恐怕就更远。

 两会主流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一报道的排列是：第一是抑制房价，第二是医疗保险，第三是环保，第四是学术腐败，第五是大学生就业，第六是农民工就业。笔者的研究范围往小里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六个题目中至少有三个题目是这一研究范围；往大里说是社会法，除了第四题，几乎所有的题目都与之有关。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笔者以“强势主体”“弱势主体”为基本范畴，建立起社会法学这样一套研究“公平”的理论体系，并写了中国的第一本社会法的理论著作《社会法原论》。那时无人问津，何等冷清，现在竟如此热闹了，人人都在说“公平”。总体说来，这也是件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笔者也确实认为现在应当重点关注公平问题。

 然而，社会是复杂的、立体的，也应当是多元的。原来的那些高谈阔论“效率”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于是笔者特别关注了一下唯一不是社会法议题的第四题：学术腐败。人家是这样报道的：“学者建议应该保持学者的独立品性，不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真正做学术，真正耐得住寂寞能坐冷板凳，才能让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下去。”[2]以一般的科学概念而言，大学生、农民工何尝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在中国有些文字是有特定含义的，“利益集团”和当年的“走资派”是差不多的意思。笔者只说了“不要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就已经被有些人定性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并被多家公开的媒体通报全国。如果有人在这样的会议上提“效率”问题，不被扣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一定会被说成是不识时务，弄不好还会和“学术腐败”扯起来。于是讲“效率”的学者除了改行讲公平外，大概都去做“真正耐得住寂寞能坐冷板凳”的学者了。于是到处挤满了高谈阔论“公平”的人。中国现在真的不需要有人来提效率的问题吗？唯此我们才能有“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吗？

 回到开头那个荒唐的提案，突发奇想，会不会有人提：不达到一定的经济标准，不允许结婚。尽管也是一个荒唐的提案，合理性至少稍强些吧？自己很快给出答案了：不会，因为这不合时宜。但为什么只有那荒唐，没有此荒唐呢？以下这一真实的判例及评论，可为注脚：

 标题：一起“人性化”判决背后的法理冲突，河南“抢钱救妻案”引关注[3]

 主要内容：2009年11月3日上午8点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会计在履行日常职责时， 2万元公款在办公地点被一个叫郎计红的人抢走。据报道33岁的郎计红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之所以要抢钱是由于妻子患了重病，在穷尽了各种方法之后，出此下策。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着重强调了这一条。河南省辉县法庭对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后发现：“他的行为已经齐备了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定性为抢夺罪。郎计红抢夺2万元，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应当适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档次。”然而，最后的判罚是：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并处罚款2000元，还将合议庭成员捐款800元交到犯罪家属手中。

 审判长的解释是：“法律是公正的，但并不是无情的，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在不违背法律底线的情况下作出这一判决，体现了我国法律的‘宽严相济’原则。郎计红是家中的顶梁柱，生病的妻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需要他，判处他缓刑，使他既受到了刑罚，又能负起做丈夫的责任。”社会反响：对于法律的有情操作，河南省社科院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军认为：“此案判处是人性化的，做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值得肯定。”

 连刑法都能人性化的有情操作，还有什么不应当考虑道德因素，我们分明感到了一股道德东风徐徐刮来，所到之处，人人都成了道德学家，如同当年法院要考虑投资环境、地方经济发展的全民经商一样，今天至少要提倡道德环境。十年前笔者以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清静之处，今天竟然挤满了义愤填膺的人。笔者再谈公平，自己都感觉在凑热闹，然而，笔者却在这个清静之处付出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不凑热闹又能干什么呢？当然还有两个选择：一是利益代言人，成为学术腐败的典型；二是去做冷板凳，为社会科学繁荣做贡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只要你不做心灵的王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