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部分中国内地房价突破每平米10万元时，香港豪宅楼价已经突破每平米70万元。 

在一片舆论压力下，香港政府预算案提出一些调节房价的措施，主要包括增加2000万元以上豪宅买卖的印花税，在朗屏地铁站建中小型住宅缓解居住需要、两年内增加土地供应量以及逐步盘活居屋买卖等。  

此次一揽子措施的最大一个特点，是综合平衡——既要把握好社会稳定，也要留下足够空间维持市场活力。其间香港政府的种种考量，对中国内地政府或许有一定的借鉴和相似之处。 

今年初，中国政府就压抑房价过快上涨做出了一系列举动，包括压缩信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规范土地转让等。但近日央行副行长苏宁在两会期间表示，暂不会出台新的房地产市场金融调控政策，被市场解读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力度为小步调节，3月9日， 已经低迷了一段时间的房地产板块，受此消息鼓舞领涨中国内地股市。 

政府调节房地产市场，一方面，要提防干预力量过大可能打乱经济周期，可能引发市场活力骤减楼价狂跌；但另一方面，若不干预或干预力量过小，高房价又会引发贫富差距过大，低层百姓买楼无望，影响社会稳定。 

而调控和干预的力度，不应取决于社会舆论压力有多大，这方面的教训，香港政府过去的措施可谓提供了“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 

香港建港以来实行自由经济，然而1953年，石硖尾寮屋区的一场大火导致58000人无家可归，促使香港政府下定决心发展公屋计划，由政府建屋供居民租住，开始了政府的市场干预。这种干预后来发展到政府建居屋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1994-97年间，香港楼市价格攀升68%。当时的港报舆论一边倒地要求政府平抑楼价。前任特首董建华采取追随民意、解决民生的政策导向，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提出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 

计划提出后，舆论一面倒地赞其为“德政”“仁政”“民心工程”。然而，98年的金融危机，利率飙升至19%，还贷成本陡升。危机因素和廉价房因素，如两股洪流突然汇来，冲破楼价大坝，导致香港楼价狂跌7成，大量业主上街抗议。 

2002年，“八万五”计划叫停。在处理社会稳定与市场活力的两难关系时，“八万五”计划过于偏向前者，并且偏向力度过大，却又恰逢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失败。 

两难的平衡术 

这一次调节楼价，香港政府可以说是“谋定而后动”，既没有忽视民意与舆论，也没有被民意与激进舆论牵着鼻子走；既照顾到各阶层买楼困难的实际需要，又考虑到金融危机背景下不宜过量提供廉价房的市场需求；既有对豪宅价格加以抑制的税收手段，又有对中小户型增加供应的推动手段。

如果说97年大多是港人自己买楼，现在则是港外资金大量涌入；如果说97年是楼价全面上扬，那么当前主要升幅集中在豪宅部分，而不是中小盘；如果说97年政府一味从民意舆论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如今能够更多地考虑经济周期、景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等方面的问题。 

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小步走不致重蹈“八万五”的覆辙。用政府官方的话来说，就是：不鼓励市民勉强买房，政府集中精力解决廉租房问题，而房地产供求情况，依旧以市场自身决定。同时，小步走的方式，加上事先放出部分“风声”的舆论效应，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中国内地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借鉴香港的房市调节，或者说是吸取香港的教训。 

一来，中国内地许多城市目前仍然处在卖地增收但后续不足的阶段。两会期间，连住建部部长都倒苦水，称房价确实过高，但苦于“没有手段”调节高楼价。这种状况犹如九七前的香港，过度倚重市场，必然引发社会不满滋生民怨。 

二来，中国内地的经济适用房计划刚刚起步，与香港的“公屋居屋计划”有相似之处，目标都在于“居者有其屋”。从香港的大规模建屋、八万五计划以及后来的有控制的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应能够吸取不少教训，或许能够做到未雨绸缪。  

目前，各地方政府均视香港为卖地增收的榜样，但同样也应该看到的是，香港在卖地之后的社会管理、物业管理，以及稳定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付出了比卖地更多的努力，这恰是内地各地方政府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它们与卖地增收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必须一揽子考虑的责任，不可能推给市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