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产业升级或可以给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制造迷魂药，但事实上既不可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无良政府与企业合谋所致或单纯因企业造成的民工荒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及各项机会存在明显不公平且由权钱私定的问题。”

        民工荒岂止折射产业升级问题
                文/陈达夫

　　刚据传劳务市场传来农民工“气壮如牛”的叫声：“月薪低于两千，不如回家种田。”又听说外省青年正蜂拥赶去广东，因为据传珠三角经济再度火热起来。我为农民弟兄姊妹们感到非常高兴。尽管这个收入在十年前就已符合经济发展的水平，但迟来总比没有来好。
　　为什么说农民工十年前就应该月薪拿两千？我在《物化社会的原罪与魅影》文章里，早就讲过工人和农民的货币收入在目前至少应该调整至2009年的10倍以上，才符合市场规律。当然，这里我先不谈所谓的忧虑——通货膨胀问题（目前的通胀压力已经给出一个强烈与明显的讯号：无论民众的货币收入量调升了许多倍，但都无法跟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且不言房地产价格基数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民众平均从工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和从农业获得的收入应该相同或相等，只在第三产业中才能够出现偏差或不同。事实上，无论现在工人和农民及相同等级与性质的经济收入者获得的货币收入是多少，他们的实际购买能力依旧没有提升；甚至在实现个人与家庭的关联权利方面，还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也可以说，目前的宏观社会，只有局部和个别的提升，没有整体和根本的改变；在思想领域亦如前，但同文化方面一样在持续堕落。
　　从产业的结构性质方面讲，中国，至少是珠三角地区，主要属于加工贸易型地区。目前一些人（也包括前年的我在内）高调谈及的所谓产业升级策略，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表现及原因这里不展开，先谈这类资本及产业与劳动者的关系。在加工贸易型产业内，就商品的价格与劳动的构成关系看，几乎全部劳动的附加值、技术含量都可以体现在各种略有差别的劳动价值量方面。由于对加工从业人员的要求并不高，多属于重复性劳动，比较而言，一般劳动的价值量略高于或相同于农业生产；而在部分价值量方面，现阶段大多数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可能还略低于规模型、特殊型以及经济作物型的农业生产。
　　从所处的社会环境角度讲，中国劳动者因为收入与支出的变化及其矛盾，经常出现谋生手段与区域的改变。但是，尽管劳动者普遍存在这些谋生形式方面的改变，却因为被政治方面固化的最底层社会等级身份，并没有或少有出现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改进，反而进一步沦为了权钱阶层的被剥削者。一直以来，由于某官匪%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的强迫劫取及其最近一些年同资本合谋，农业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向工业社会（也含与工业配套的商业、服务及贸易领域）提供了大规模的廉价劳动者，但并没有获得平等对价。过去，存在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个人收入与从工业中获得的收入存在明显差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在一段期间出现过“种田就亏本还不如拾荒”的现象。集中体现的“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社会表现是农村大面积的抛荒现象：在承受不了各级盘剥的残酷社会条件下，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外逃，期望能侥幸得以逃脱；但是，如同“计划生育”是条刚性绳索，“收粮收款”也是不二法则，在表面上宣称代表无产者的各级吏员逐步精通并习惯于远程带息加倍索讨与暴力强制追讨的时代大背景下，农民流浪者们不得不靠打工获得收入来支付即便是抛荒也得承担的农业各项税费与各类摊派。同时期，农村家庭各项主要的基本支出的水平，主要包括生活消费、医疗及教育开支等等，正以超历史任何时期的速度不断攀升。
　　2004年开始有了所谓的“民工荒”。这个词汇几乎是在农业税被减免并退出历史舞台前后，同时出现的。原因是农民不出门，就能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略低于、逐步等于或开始超过了从事工业生产的收入。当然，还有两个非常客观的原因，也促进了农民身份的工业临时工的回流或原属于城市的工人、个体户、商业与服务业的雇员们的“倒插队”或定居工商业区域的已“农转非”后市民们的“城转非”：首先是因为家属的两地分居或离别所造成的人伦隔离所致赡养尽孝或抚养教育以及丧失社会关系的痛苦折磨，其次是各个交通运输及相关企业的残酷掠夺。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公益倾覆为垄断，并不断恶化社会道德的食利型社会。
　　客观地讲，“民工荒”现象属于历史与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说明马克思理论对资本主导生产的各种弊端的揭露，确有道理；另一方面也说明，正如所有的极权政治最终一定会对劳动者妥协，同样也是这个社会的历史必然。
　　再稍作展开。我认为“民工荒”现象，在思想史上依然是不值得称道的。不仅是因为“民工荒”背后所反映的类似于过去的那些资本通过工业方式剥削民众的种种原罪，也因为被工业与资本化之后的社会人格及其民工关系正在一步步地吞噬传统农村社会关系，动摇了中国社会——农耕文明的精神根基。
　　这个方面，举例说，当“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及其特色文化已经进驻中国内地的传统乡镇之后，农民们及类似农民的乡镇与县城居民，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很难想象，今后还会信仰传统上的什么？当地普通人面对差距对比强烈的土洋快餐实体，是否会因习惯性地认为某政府的累官匪性质，并习惯性地在内心首先就否认这个社会存在自由市场，在行为上高度崇尚金钱，而将过去被贬斥的崇洋媚外转变为惟洋为好的价值观？倘若果然如此，可以试想下，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在高成本、高浪费、高代价的特征上持续恶化下去，社会存在贫富不均与机会不公就不可避免与不能消除。
　　就此，结合社会存在就业与发展问题而言，所谓的产业升级或可以给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制造迷魂药，但事实上既不可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无良政府与企业合谋所致或单纯因企业造成的民工荒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及各项机会存在明显不公平且由权钱私定的问题。
　　当然，单纯就经济现象而言，如果不再按照等级户籍制度来确定民众的身份，只按从业性质、居住地址、经济来源或精神属性来定义的话，那么，按其社会与经济属性，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就是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就是农民。可见，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公平支付员工工资问题？才是产业升级面临的最重要选择，也是社会未来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发展的必然。否则，何以真正让真知实行、能者出头？
　　就此而论，如果这个社会能够再次复兴崇尚知识和恪守公权力透明的文化，即便暂时不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明，也必然会造成并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定能使得最近几年各国纷纷出现的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再成为什么障碍。
　　然而，首先是产业结构升级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我估计，就像故意粗暴地用“剪刀差”剥削农民收入，并故意留给工业资本家欺骗性地从流浪农民及无产者的身上简单无情地渔利超过十五年多一样，在技术和管理两方面能力均明显落后并实际不被尊重的大环境之下，如果社会稳定，这个过程也至少得花十五年以上。其次是工人收入与农民收入难以实现公平支付及等量齐观。其背后的原因及其同政府与资方的博弈过程，以及其发展的最高表现，在不出现社会动荡的前提下，大概是和前者相同的，且结合现实极有可能是更为缓慢与漫长的。在主流的固定资产领域始终存在资本的长期暴利与价格高企，以及涉及国计民生领域的绝对及相对独占的垄断，劳动者的处境是难以真正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