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数十次易稿，已经形成纲要初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纲要应该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纲要还将再次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中国政府网2月7日）

温家宝总理在1月11日至2月6日，连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五次座谈会，就让大家看到教改的某些希望。在这五次座谈会中，很多教育建议可谓切中时弊，比如，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建议，我国高校应借鉴国外住宿学院制度、开展通识教育、建立学生淘汰制度等办学经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高校必须以教授为主导，改变当前依靠行政权力治校的局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结合自己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呼吁要保障高校科研人员的教学时间，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温总理提到的四方面——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为教改纲要定下基调。

在这样的基调下，会有怎样具体的改革方案，很是值得期待，人们期望，新一轮的教改能“动真格”，对教育发展的信心，也蕴含在“动真格”的教改中。而衡量教改方案，是否“动真格”，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这次教改是否能让政府机构放权，建立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

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界定政府、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政府高度垄断教育资源，将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集为一身，也称“管评办”一体化，既造成各类教育、各类学校的不平等竞争，又导致学校失去办学活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就需改革教育拨款体系、政府管理教育的模式、学校干部的任命与管理，这将让政府部门交出财权、人事权。假使教育拨款还是掌握在政府部门，学校领导的任命、考核还是又教育主管部门说了算，各类学校的校长还有各类行政级别，那么教育体制改革必然换汤不换药。

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的继续。对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来说，未来10年间，至少在后期才能谈到扩大问题，而前期则是怎样“落实”《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的学校拥有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对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我国的法律已经十分明确，但遗憾的是，至今，各级各类学校的自主办学空间十分有限。原因除了政府部门掌握财权、人事权，学校必然依附行政机构之外，政府部门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行为，并不受法律制约。这就需要依法治教，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政府部门违反法律规定的办学行为问责。

促进教育公平，也是如此。以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例，《义务教育法》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政府部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但从2006年9月1日新《务教育法》实施以来的3年多时间里，择校在各地依旧存在，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择校费、借读费被明令禁止，但巧立名目的乱收费无孔不入；为“节省”教育投入，撤点并校在很多农村地区疯狂上演，造成农村地区孩子新的上学难。要让政府履行投入责任，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教育决策的权力从全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转为民主决策，就基础教育而言，必须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教育决策、教育评价与教育监督——只有每个受教育者的权益被尊重，教育发展才能真正以公平为出发点和目标。

教育家办学，同样需要各种权力制衡的机制。拿大学来说，要让校长成为教育家，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只是一方面，更需要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和大学校内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校长应由大学理事会按每所学校具体的办学要求，公开遴选，校长对大学理事会负责。校长只拥有行政权而无学术权，学术权由全体教师拥有，通过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管理学术和教育事务，校长执行学术机构的决策（也就是传说中的为教授服务）。在这样的机制中，校长职业化，不管其有怎样的学术能力，一旦担任校长将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以上这些，要求政府部门放下对学校的办学权、评价权，放下教育决策的主导权；要求赋予教育者、受教育者参与教育决策、评价和监督的权利；要求大学不再靠制度的保护，而需通过竞争获得办学地位；要求校长们不再赢者通吃，不能既当官，又攫取教育和学术的好处；要求保障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听上去有些“天方夜谭”，这是多么庞大的既得利益网啊。但这些不是苛求，而是“动真格”改革的基本要求。这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期望和信心所在。笔者相信，新一轮的教改，将触动既得利益，为教育发展开创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