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此一番寻根问底，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相继推出赤字财政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奥巴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再推保护主义了，因为这实在合符于凯恩斯主义的教义。

事实上，无论是赤字财政的主张者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主张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大可不必互相攻击，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合符于凯恩斯的论述，他们都是战友都是同志，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果克鲁格曼再攻击Christina Romer及贸易保护主义者，那难免要给人一种狗咬狗的嫌疑了。因为无论是赤字政策主张者也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好，纵或是宽松的货币主义者，事实上你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克鲁格曼 赤字财政 宽松的货币政策 Christina Romer 贸易保护主义者 奥巴马

 

近来克鲁格曼教授很生气，原因是他的建议遭到了奥巴马的抛弃，这对于一个忠诚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情缘起于奥巴马在最新的国情咨文里提议，暂时冻结非国防性自由裁量支出。

为了替这项冻结提出理由，奥巴马使用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波纳尔的一段话。波纳尔这个里根主义者曾经说过：“美国的家庭正在勒紧裤带，但没看到政府也勒紧裤带。”与里根主义有着主义之争的民主党的奥巴马这会儿却鹦鹉学舌似地拿着他的政敌的话说：“全国各地的家庭正在勒紧裤带，作出艰难抉择，联邦政府应该比照。”

正是这样的话，终于让克鲁格曼，我们这位可爱的忠诚的凯恩斯主义者为之气恼不已。于是他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上不得不诧然的问道：“怎么回事？”

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奥巴马对凯恩斯主义的背叛，他认为“可能的答案是，奥巴马的智囊相信奥巴马扮一下赤字孔雀，可以在政治上加分。”但克鲁格曼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这将适得其反。然而，居然有人以为这种蠢主意是个好点子，显示我们对赤字以及经济问题是多么缺乏理解。美国的问题很容易说明：我们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严重失业。而让我们不致重演大萧条的唯一力量，是来自赤字支出。目前我们需要更多赤字支出，因为几百万美国人正为高失业受苦，而政府应该用一切办法降低失业。 ”[1]

的确凯恩斯勋爵曾经在他的那本《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里明确指出“政府应使用机动的财政政策，即当经济高涨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来降低需求，避免通货膨胀；当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提高总需求。[2]”勋爵一直认为，赤字的财政政策可以再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方面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在私人投资不力的情况下，国家通过举债的办法直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既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又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在勋爵看来这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通过将克鲁格曼教授的牢骚和勋爵的论断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很容易看到，正如我在前面所定义的，克鲁格曼这个200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无愧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了。但对凯恩斯主义坚定的远不止于他克鲁格曼，事实上他的牢骚所针对的奥巴马，也算的上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只是奥巴马可能更相信凯恩斯勋爵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多过他克鲁格曼坚信的赤字政策而已。原因其实也端底简单，那就是为什么奥巴马上台后任命的总统首席经济顾问，不是他这个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而是素来看不起自由放任派亦认为赤字财政政策不济事的学者Christina Romer。事实上奥巴马的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向世界彰示了他本人的经济政策的取向了。对于试图了解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走向的人，那么或许也得对他的这位首席经济顾问的经济思想要有所认识了。

Christina Romer在1991年发表了她的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经济资料中计算当时的“fiscal multiplier”， 这一系数即政府开支每增一个帕点，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应增加多少个帕点之数，但她发现该数值却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策檔中发现，1933年到1941年之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故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赤字在GNP的占比，在整个30年代都还不到1个帕点，有几年政府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个发现表示，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就算是有的话，由于“fiscal multiplier”值很小，政策效果也会微不足道。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大萧条的终结重要应该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 认为当时的“money multiplier”，比“fiscal multiplier”要大上三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远要强大；从1933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帕跌至负的10个帕，这说明当时通胀率是很高的。

而促成这一情况的出现的，并不是美联储主动增加货币流通量，当时的货币量之所以增加，却是因为当时为战争因素增加而使得大量的欧洲黄金为避险而涌入的结果，当时的美国央行只是没有把这些黄金sterilize（即银行取得汇入的黄金后，据此扩大信贷而央行不加阻止），货币流量于是大量激增。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结束大萧条的唯一的重要原因。还不止此，Christina Romer后来的研究更显示，美国自50至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里，经历八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衰退，结束衰退的动力，无一不来自货币政策，而以赤字为表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却几乎是零。

奥巴马对Christina Romer的提名，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一学说的信任，而Christina Romer近期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又无一不彰显着她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迷恋。

但需要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先生理解的是，事实上Christina Romer女士也是一位值得他尊敬的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事实上，他与Christina Romer女士都是凯恩斯思想衣钵的传承者，她的观点亦完全合符于凯恩斯勋爵的论断。

还是在凯恩斯勋爵的那本《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里强调的，勋爵虽然认为赤字财政有助于提高有效需求，但扩张的货币政策他同样喜欢，勋爵说：“有效需求是用货币单位来表现的。”勋爵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信用有利于扩大社会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而如果物价上涨，则更会压低劳工实际工资从而扩大就业量。[3]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赤字财政的主张者克鲁格曼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主张者Christina Romer他们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是同志才对。从凯恩斯主义出发，当然克鲁格曼的同志远不只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主张者们，还有那些可爱的贸易保护者们。

凯恩斯勋爵谆谆善诱的告诉我们赤字财政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提高有效需求后，还教导我们：“和有效需求相联系，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应用贸易顺差的政策。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内收入之唯一直接的办法。同时若贸易顺差，则贵金属内流，如此以来政府又可以降低国内的利率，从而成为增加国内投资的重要办法。因此，买一顺差的作用犹如投资。这些观点实际上重商主义已经谈过了，虽然重商主义无法再理论上加以说明，但重商主义含有科学真理的成分。因此，政府应该干预对外贸易，实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外贸政策。”“爱国主妇要多买本国产品，这样有利于增加本国就业机会和国家增加收入。”[4]

如此一番寻根问底，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相继推出赤字财政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奥巴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再推保护主义了，因为这实在合符于凯恩斯主义的教义。

事实上，无论是赤字财政的主张者，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主张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大可不必互相攻击，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合符于凯恩斯的论述，他们都是战友都是同志，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果克鲁格曼再攻击Christina Romer及贸易保护主义者，Christina Romer再蔑视克鲁格曼所醉心的赤字财政政策，或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诅咒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难免要给人一种狗咬狗的嫌疑了。因为无论是赤字政策主张者也好，还是宽松的货币主义者也好，甚而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好，事实上你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