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没有作家和艺术家

你说，生活的意义并非在此之中，也非在彼之中，不是在某个目标之中，也不是在一个最高的价值中，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含义中，而仅仅在本己造就出的作为整体之意义生活的鲜活性之中。这种意义生活根据它的充裕、流动性和强度来衡量自身。这种充裕、流动性和强度涌自个体的我与那个同时观照此彼之源的某种交接。是啊，对于那些已经打开了心灵窗门的人来说，世界根本就不值得绝对地惋惜，因为他们深知：人生虽然有穷，但在他们自身之中却可能拥有某种无穷之物，或至少能感知到某种无穷之物的印痕，感觉到这种印痕对于他们灵魂之最仁慈的养护。也就是说，有穷的在，只要你抵达了某个阈值，在的另面就是无穷的不在性。而人自然就成了一个永远与不在挂钩的存在，一个不在之中的存在，即均衡而丰溢、充沛而稳当的不在之在。这个不在之在悄悄地生活，隐蔽地维系，偷偷摸摸地做人，不露声色地破解着那个被称之为“沙浪”的模式，尽他一已的所能之力。

你说，重要的是情形和情景，是情形和情景与世界的某种关联。一切情形都来自于这个世界。这就意味着：事实上它“来了”，它“来到了”，它已经“靠近”。因此我们应该谈论情形的“相关性”。每个情形实际上都关系到我，关系到人，但这并不是在外在物化的意义上，即在其中包含着某种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是指情形在整体上对我而言是有意味的。这种意味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存在于“用具”之中，而是存在于情形之中，存在于情形与更多的他人、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之中。因为只有在情形之中，事物才获得了它大致可称为事物的特征。世界为其勾画和前置缘在，这个世界在每一种情形中被接受。因此情形的所有内容都有一种趋向缘在的运动。它们在推进的过程中集中。他们依据远的和近的情形来加以区别，在这里近的情形比远的情形推进得更快也更有力。但是任何一个情形的推进，都会挤向或逼迫缘在。情形趋向世界愈是开放，它就愈容易获准面对整体的“概览”，或者是更贴近对整体的“概观”，它的动力也就愈是强大，愈富生气。情形被理解得愈是狭隘，它的动力就愈是紧张和受约束。如果“概览”和“概观”受到限制，那么从情形的相关性中就会产生出“畏”，产生出“惧”，产生出表面的刚强，但实质的虚，产生出银金灌骨的疯和绝对自闭的欺。总的说来，“概览”的关联愈是巨大，情形的相关性就愈是友善和赞同性地被体验；这个相关性愈是狭隘，情形就愈受局限，并且与它的来源愈是无关，它的相关性就会更陌生、更具强迫性，并且更压迫性地被体验。畏实际上不是缘在必然的基本情调，而只是对“概览”背离或缺失的一种补偿性反应，一种期救的等待和提醒。不管怎么说，这种背离或缺失是通过近的和远的情形的所有点都被置于开放性的最外部而造成的，是脱离存在之主魂和主弦而造成的。

是的，物国的现实是明打明地反情形，反关联，反“概览”的。仿佛物国的一个个个体就像是一只只被抽空了的气球，只是充胀了一些名曰“地方主义”、”家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唯物主义”、“金钱主义”、“功成主义”、“名就主义”的瘴气。由于消除了情形的关联，背离了总体的概览，所以物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就始终被搞成了一个标准的“沙子模式”和“浪花模式”。在这些模式中，一切真的、善的、美的、优秀的、富有的、强大的，依比例与规模而论，就只能算是山体坡面的沙粒，大海表面的浪花。那是几粒沙子与一座庞然大山之比，是几朵浪花与一片浩瀚大海之较。也就是说，在物国，牛拜永远是表面，衰陋永远内里；富裕永远是点滴，贫寒永远是普遍；美善永远是局域，丑恶永远是大体；强壮永远是短暂，虚弱永远是长久。何故？因为总是少数抽多数的筋，眼前吸未来的血，既然灭应然的魂。也就是说，在这个物去物来，物来物去，永远也物不出什么高于物、超于物的国家，它永远也没有多数的福祉，没有可翘首的未来，没有可争取的应然。一切的一切都囿于物理现象的已然，生理事实的既存。好像本应开灵的个体脑袋全都打了唯物主义的石膏，上了唯尘主义的夹板，加了只认既存的铆钉。

当一个国家已经淡漠情形、关联、应然、概览，甚至专以它们为敌时，若还要去奢谈什么“文化复兴”、“大国崛起”，那即便不是不道德的，也至少是疯得怪里怪气的，傻得匪夷所思的。

我认为，当“沙浪模式”在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把自己定义成什么文化人、文人、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因为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在如此模式的国家充其量也就是个消解模式的苦力与劳工。但这苦力与劳工却是为着真正的文化和艺术而苦而劳的，是为着做人而作的准备，是成人之前和成人过程中必修的课业。现在可以言及我的理想与幸福了，理想就是既不做山体中的一粒傻沙、大海中的一滴愚水，更不做坡面上那些飞扬的沙粒、海面上跳溅的浪花；幸福就是做一个有助于沙浪与山海皆可望向概览与概观转化的劳工，哪怕是一丝的有助，半毫的转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