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上海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及其他


浅议上海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及其他

 

; 最近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问题提了出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底、90年代初市政府制定的“八五”计划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就提出了把上海办成全国和远东地区贸易中心的目标。后又提出经济、金融、贸易三个中心,之后又加了航运中心成了“四个中心”。商贸中心提出快20年了,进展缓慢,原因很多,可能性如何?今天我们可以就这个议题讨论一下。

;  改革开放30多年,历届上海市政府都把建设三个、四个“中心”列为重要任务,看作是推进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头戏”。这是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所决定的,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的步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反观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上海在建设三个、四个“中心”,特别是“硬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你怎样评价也不会过分。诸如:洋山港、浦东机场、铁路南站(海、陆、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为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增添了对外的“门户”;正在建设中的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城,将为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增添亮丽的服务“窗口”;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商业设施建设,为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提供了广阔活动的“舞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的构建,为把上海加快建设成为“四个中心”辟了“快车道”。

  但是,这些均属于打造“四个中心”基础性的设施建设,并不等同于“四个中心”,更不意味着“四个中心”将建成。像这样一个重大的新课题,确实值得大家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

;  上海在改革开放中,错过了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后,各大批发公司原来的计划体制被打破了。上海和全国零售企业要适销对路的商品,而计划收购的上海货不再受消费者的欢迎,国营批发企业积压了大量库存,三角债压得无法转身,在产品经济下迈不出步子,又对外资与民企开放度不够,致使不少工厂破产,工人下岗,错过了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段。80年代广东由于邻近香港,得到了先机,得益于外资、民企所开发的大量日用工业品销往全国,广货占领了上海及全国市场。90年代后灵活而善于经营的浙江人对上海掀起了又一波的浙货冲击,这些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上海日用工业品由一统天下变成难得一见。各地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地区经济发展迅猛,浙江成了富省,商品销售总额已经超过上海。

;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中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批发功能萎缩。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远东地区有名的贸易中心;在计划经济年代,上海商业的批发功能也非常强大,当时绝大部分的一级批发站都设在上海;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批发体制被打破,原来的一级站二级站逐渐消亡,又没有很好地转型,工业通过自销,一是开设零售门店,二是组建批发业务,但小公司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商业批发还是不能少。批发机构的萎缩导致批发功能萎缩。

国外跨国公司如麦德龙、家乐福是大型零售企业,但也是大批发商,既搞零售,又搞批发,既做内贸,也做外贸。因此,我们要发挥综合优势,建立自己全球化的采购、销售、配货网络,进出口贸易和内贸零售要综合在一起,培育出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

上海的批发市场数量不算少,但真正属于全国性的市场不多,消费性的批发市场基本上没有。而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辐射到全国,而且辐射到海外,老外都到义乌来进货,还有绍兴轻坊、海宁皮革、常熟服装。余姚有个塑料城,商品销售不但辐射全国,还发布塑料制品的供求价格指数,供全国参考。

;  反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经济贸易港口,上海这一独特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对国内外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上海的繁华,始于金融业、轻纺业和商业的兴起。上海的商业是以南京路为标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金融业包括银行、钱庄等的兴起更早一些,伴随着上海轻纺业、商贸业(含贸易货栈)的勃兴,海河航运业也发展起来,当年在黄浦江两岸、苏州河畔,大大小小泊船的码头、仓库,特别是十六铺码头的贸易货栈很多,成为当时货物的集散地,再讲黄浦江、苏州河沿岸,轻纺业造船业工厂林立。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而言,早年上海商贸业的兴盛,它具两个“支撑点”:一是金融业,二是航运业(现代语叫流通),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天然盟友,谁也离不开谁。金融业离开了经济、商贸业,它便失去赖以生存“土壤”;因为银行的功能是中间业务,商贸业离开了金融业,它的“脉管”里便会“缺血”,航运业离开了经济、商贸业的繁荣,大批船舶只能是抛锚码头。由此可见,金融、经济、商贸、航运这四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整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四者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尤其是二产,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其他。

;  对“四个中心”的关系的看法。“四个中心”是相辅相成的,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是上海形成国际金融、航运、经济中心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其它三个中心是前提。贸易的发展可以带动其它生产要素的发展,有商流才会有物流和资金流,商流的规模大,物流和资金流的规模才会大。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如果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脱节,将会制约上海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发展。

上海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同时,更不要放弃具有现实优势、便于操作、市场开放度很高、长三角内难有竞争对手的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比如国际金融中心有许多问题不是上海地方政府所能解决的。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不能就贸易论贸易,要跳出贸易来看贸易,跳出贸易来谈贸易。我们要关注贸易跟商务楼之间的关系,贸易跟展览的关系,还有贸易跟会务、跟旅游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要互动共进、密切联系。贸易跟服务业集聚区、跟创意产业也是没法切分的,服务业集聚区也是贸易,是交合在一起的,创意产业里面有不少本身就是贸易业的创意。建设国际贸易中心,不光是政府和贸易业本身的事情,而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和关注。

;  上海一直是商品的集散地,解放前上海有批发企业8300多家,占全国三分之一,大批发企业还在各产地设采办货庄,同时全国各地批发商在上海设立的申庄多达2000余家,上海还有30多个行业间互通有无的茶楼市场,和2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上海批发业十分发达。

解放后直到80年代初期,上海日用工业品占全国供应量的60%左右,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只占40%,现在更少了,上海集散地作用日益萎缩。

;  上海在历史上之所以能成为远东最大的经济贸易港口,它是由当时上海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上海港的历史成因,至少有这么三条:一是,当年的上海乃是全国金融、经济、商贸业最繁华的大城市;二是,中国的海岸线长度居全世界第一位,但当时在上海港口的南、北海岸线上,既没有像上海这样金融、经济、商贸繁荣的城市,也没有像上海港这样多的码头和船舶往来。这一历史状况,就决定了上海必然成为远东最大贸易港口和货物集散之地;三是,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处,上海便天然地成为长江沿岸及其腹地航运货物的集散之地。因此,这三条历史成因,是值得人们去回味的,也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迪。

;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为世人瞩目,特别突出的是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使许多地区的人民富裕起来,这是极为可喜的现象。但对早先已经发展起来的上海必然会受到冲击,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一,航运条件改变。过去万吨级以下的轮船为主,能方便地进出上海,使上海沿岸码头比比皆是,仓库林立。现在世界在变,科技进步,贸易和运输量大大的增加。几十万吨级的轮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上海港与邻近省份的深水港相比已失去了优势。二、上海工业结构调整,以造船、大电机、通讯装备、钢铁、化工等大型装备制造业和化工原料等附加值高的产品为主,日用工业品少了,家电、轻纺产品等人民必需的大众商品已不是上海的优势,而恰恰是这些产品在地区经济总额中,举足轻重;三、商品供销方式的改变。随着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各地的商品生产已不再通过上海集散出去,既节省了成本,又使产销对接,这对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有利;四、企业自主出口。对外开放后,地区和企业都有自主出口权,外商也喜欢自寻生产商,从而使上海的出口贸易失去了大量的国内外客户。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要建国际商贸中心的目标,是不容乐观的。

;  国际商贸中心,从狭义而言,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中心”是由“副中心”、“卫星”以及幅射圈组合而成。不久前,市有关部门相继推出建设“四个中心”的规划。其所勾勒的宏伟蓝图是鼓舞人心的,但“中心”怎样形成、组合的路径似不够清晰。再从广义角度而言,建设“四个中心”前面加了“国际”二字,这一概念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但“国际化”的具体标志是什么?恐怕需以“市场无界”和多维视角,进一步清晰和量化。

  再从宏观角度看,时下,全国许多大城市包括北京、天津、广东、重庆等地,他们都提出了打造国际四个“中心”的宏伟目标,而且几乎是同一“模式”,换句话说,上海已不再是全国唯一建设四个中心的大城市。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怎样打造具上海特点、上海特色、彰显上海魅力的金融、经济、商贸、航运中心?这是摆在专家、学者们面前亟待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

上海面临建设“四个中心”的新挑战。从宏观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时下,在全国范围内,业已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而且每个经济区域都有“龙头”大城市带动。此乃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景观。这一点,与上海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相比,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无疑为上海建设现代“四个中心”提出了新挑战。

再从长三角地区看,上海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优势也发生了变化。如发展航运业,浙江省以北仑港为核心,向新建的舟山港拓展,且凭借海岸线较长的优势,提出着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口号,同时凭借新建成的杭州湾大桥通道,将港口货物快捷向上海和内地省份集散。最近,浙江省公布了一个数据:与50年前相比,出口额增长9000多倍。这是惊人的港口吞吐量的增量状况,乃是衡量航运中心的标志之一。江苏省大力建设连云港口,与南通港、江阴港、常州港、镇江港、南京港形成海河岸港口群。再看上海的海岸线,上海的海岸线则短得多,所以,今后在航运方面,地区之间相互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会相当激烈的,这也直接关系到商贸业的发展。推动商贸业的发展需两个轮子:一是商贸业的“上游”,即二产。在历史上,上海的二产尤其是制造业基础是比较好的,但如今这方面的优势不突出,亟待振兴。二是航运业及其运输成本也是在竞争中能否取胜须考虑的问题。现在大家常讲上海的独特地位,这个独特地位,就是应体现在上海经济的发展跑在全国的前头,其增速,远远超过全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这就是上海的吸引力和魅力。

归结到一点,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商贸业的繁荣度(即市场的活跃度)决定“四个中心”建设的速度;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把上海建设成经济强市、市民富市。

关于建设“四个中心”的前瞻性、延续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探讨问题。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四个中心”,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制订的宏伟规划、确定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它的延续性和可操作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但前提是,需做深入地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脉动。如果脱离动感的国际化市场和市场的现实需求,实施操作起来那是难的。

  齐;商贸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具有稳定器和推进器的作用。与同属第三产业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相比,上海的商贸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我国内需内贸所受到的影响最小。今年17月份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幅度仍然能够保持在13.8%。近几年来商贸服务业占全市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维持在11%20%左右,已成为上海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

零售这块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中也非常重要,尤其像上海这么大一个市场,有1888万常住人口,300多万流动人口,一年有640万海外旅游人次,1.1个亿的国内旅游人次,这么大的流量,还有长三角地区开自家车来上海购物的,他们有高中低各种层次的消费需求,这么大的市场必须兼顾。

;  “购物天堂”是2002年“十五”规划中提出来的,现在商界有些人士对此有质疑,认为“购物天堂”取代了“商贸中心”,其实这是冤枉。当时凸出的还是“商贸中心”,明确“购物天堂”建设仅是实现“商贸中心”的基础。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现实的,要恢复上海大批发、大流通还需时日。近几年来上海零售业虽与全国比有所下降,而总体上还是不断上升的,而且硬件建设也不差,因此把上海办成“商贸中心”也是现实的选择。

;  内贸和外贸是贸易经济内部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加快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有利于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有利于推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情况下,内外贸一体化更为紧迫。我们国内市场商品品种、品类的丰富度远远不够。内贸企业了解国内消费需求,但缺乏熟悉国际市场的买手(采购员);外贸企业了解国际市场,但对国内消费需求不熟悉。长期的内外贸分割,不利于贸易发展。

内外贸融合有利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统筹。出口加工企业有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流水线、技术质量标准、设计队伍和生产管理队伍等。在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情况下,这些相对有优势的外贸生产厂家,转向国内市场有较好的基础。可以利用多年外单生产、研发、设计的优势,在内销市场找到持续发展的出路,也有利于扩大国内生产、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内贸企业具有国内客户、国内信息渠道、密集的商业网点、仓储物流设施等便利条件,外贸企业具有国外客户、国外信息渠道、国际贸易网络等资源优势,借助内外贸一体化,可以将这些资源和市场结合起来,互为依托,资源共享,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外需的扩大也会带动内需的扩大。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少不了商贸龙头企业,这是主体,目前培育商贸龙头企业非常紧迫,建议由政府推动,将现有内贸企业集团与外贸企业集团合并,国际跨国公司都是内外贸结合的,探索组建一家融内外贸企业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既可以优势互补,弥补双方的缺陷,又有利于促进内外贸经营、管理人才的交流和互换,为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作出示范,并成为主导力量。因为,单靠市场驱动,由企业自发驱动,自发的购并,或者内外贸企业业务逐渐延伸,进度将很慢。

由于内外贸长期分割,懂内贸的不懂外贸,懂外贸的不懂内贸。所以需要加快培养大批既懂内贸又懂外贸、具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促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高。

 丁一新华社高级记者.齐晓斋上海商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