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镇压、文革、反右、文字狱都是暴力执政制造的大灾难。暴政的统治者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饥荒，苦难，政治黑暗，人权灾难，还有个人内在的烦恼，焦虑等心灵灾难，导致国民灵魂恶化，道德沙化、生命物化。不要说这些都是过去野蛮时代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步入文明时代了，不存在暴政了，其实不然，暴力执政思维至今依然影响着社会的每个阶层。只不过统治者用花言巧语欺骗老实人，用会议贯彻会议，用口号落实口号，许多人意识不到辉煌政治口号背后的现实。
    暴力执政思维，简称暴政。暴政统治者利用行政权力，建立行政执法队伍，现代的城管队伍就是一种行政执法队伍，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打手。大家平时在大街上看到的城管执法，就是一种暴力执法，它是采用打砸抢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城市表面的形象。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媒体监督，所以专制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是无法无天的。行政执法人员受政府指使，可以依法抢劫（没收）小商贩或农民的瓜果，依法把小商贩打得头破血流，让受害人状告无门，有冤无处伸。
    城管是暴政下的怪胎，为我国特有。还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如：某某执法局、执法大队等等，这些新名词都是我这些年来，在卖艺流浪的生活实践中学来的。总的来说，政府行政执法的力度越大越强硬，被逼死的死者死得越惨烈，如烈女唐福珍，越能表明暴政的暴虐程度还在加大。
    城管执法，执的是什么法？当然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法，而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体现。统治者认定你摆摊设点，沿街叫卖，自谋生路，影响了它的城市形象。它把你的行为定性为非法谋生，就要管制你，限制你，就要没收你的东西。我走投无路拉着小提琴在兰州街头卖艺谋生，政府就认为我是在故意给它们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脸上抹黑，它就认定我是非法谋生，它就要利用它的行政权力禁止我卖艺。逼着我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家里，即便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里。它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显示执政者的权威，显示它的所谓“执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权益，都没有法律可以维护。相反，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凭一纸红头文件，或者上级领导的一个批示就可以当作法律来执行。政府救助站执法人员依法禁止我拉小提琴卖艺，我问他们执的是什么法，它们的回答很简单：“政府不允许卖艺，不要问为什么！赶快收拾东西走人，不然就没收你的小提琴！”面对一群残暴的狼，任凭你吼破喉咙，屁用都不顶，这就是行政权力的威力。
    不论专制的政府，还是民主的政府，政府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人民的敌人。区别在于，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可以公开地、合法地把他们的政府当成贼娃子，时刻提防，时刻修理敲打，不行你就滚下台，政府也无权干涉司法。专制政府的人民根本就没有监督政府的权利，相反，如果你在公众场合进行一些特殊的活动，处处都受到政府行政执法人员的管制。
    事实说明，只有政府掌握的公权力，才能肆无忌惮地、合法而持久地侵害人民的权益，作恶者不会受到追究，受害者没有伸冤的地方，更不可能得到补偿或赔偿。如果公权力再掌握在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利益集团手里，人民注定要成为待宰的羔羊。暴政是专制统治者暴力执政思维的必然结果，它尊贵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了他的思维，它目中无人，它就是要制服你，没有商量的余地。暴政把社会引向野蛮和黑暗，不论花言巧语说得多么“以人为本”，多么亲民爱民，都是为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
    在暴政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当年的林彪、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大人物，贵为“党和国家领人”，都被活活地逼死了。最近，令人伤心的烈女唐福珍，她是个很富裕的女强人，被行政当局的暴力执法逼死了，还落了个暴力抗法的罪名。有不少亿万富翁，发家致富的模范标兵，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辛苦创业的家产归他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