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不应该为“等地震”寻找替罪羊
杨于泽 

       最近，一场大规模群众恐慌在山西全省蔓延，多个地区的民众深更半夜离家“等地震”，甚至开车逃往外乡。民众倒了霉，事件影响坏。《河南商报》昨日报道说，据山西警方披露，最早散播谣言的造谣者已经落网，算是山西开始“问责”了。
       地震谣言满天飞，当然会有一个“最早散播谣言的造谣者”，但这名最早的“造谣者”能不能被准确认别出来，大可值得我们怀疑。事件肇端于山西多个部门的地震应急演练，由于政府没有向公众交底，有人产生误解，本属情理之中。第一个把误解散播出去的人，未必是存心造谣，他其实也是信息匮乏的受害者。当然也有可能，此人存心造谣。
       警方采取的侦查办法，很可能是对谣言进行时间排序，谁是第一时间散播谣言的人，谁就是那个最早的造谣者。谣言在山西多地传播，电子形式与口头传播相互承续，相互激荡，要想找出那个第一人，形同大海捞针。对电子传播进行时间排序，是比较容易的，但最早的电子形式的谣言未必就是最早的谣言。最早的口头谣言，也未必是谣言的最早源头，它有可能只是对电子形式谣言的传播。两类谣言，也有可能是误解在散布过程中“变异”了。
       有人造谣是一回事，谣言何以有市场，谣言对于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力何以如何巨大，这又是另一回事。政府一直把地震预报视为敏感信息，就是说，相关信息容易导致恐慌。山西多个部门举行应急演练，这种演练又不可能秘密进行，有关部门就应该事先予以公开说明，让民众心中有数。多个部门处于“应急”状态，民众跟着产生“应急状态”，这是政府可以理性预期的。可以理性预期而未作理性预期，这正是谣言产生的氛围和温床。
       组织地震应急演练而不信息公开，已经大错特错，随着时间推移，山西有关部门一错再错。《山西青年报》2月19日就报道了地震谣言的传播，而山西有关部门一直按兵不动，直到2月21日凌晨各地民众离家“等地震”，有关部门才决定辟谣。结果连个正式新闻发布会都没开，只是由山西省地震局在自己网站上发布辟谣“公告”，也是语多保留，令人生疑。
       一个人们正在互道吉祥如意的春节，变成了一省民众夤夜出逃，现在确实需要有人负起责任来。最早的造谣者是责任人，但也只是责任人之一，另外的责任人则是政府本身。以中国和世界之大，谣言繁多，但造成像山西这种影响的谣言却是极少数，山西谣言的破坏力是以政府信息不公开和不作为为前提的。要说“问责”，只抓造谣者，而让政府“有关负责人”逍遥于责任之外，显失公平正义。
       我们的政府提倡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政府不能自视王公坐而论道，只求民众践行。孔子主张“日三省吾身”，又云“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山西“等地震”事件中，要抓住真正的最早的造谣者其实很难，而政府反躬自省很容易。是谁在应急演练前忽略了民众可能的“应急”反应，是谁在媒体报道谣言的传播后不及时辟谣，都是一目了然的。去年，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好的官员升官，这是赏。现在，有官员在“等地震”中表现不好，就应该有罚，以体现有赏有罚的原则。
       谣言和造谣者，大概永远不会绝迹，而政府却可以依靠公共理性与集体智慧，通过信息公开、责任落实，铲除谣言生成、传播和产生负面影响的土壤。如果政府不想求诸己、专门求诸人，就是政治责任伦理的迷失，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