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老道家与中国逻辑》是卫战胜先生新作，我相信此文一定可以成为经典的逻辑思想之作。
“知性逻辑”、“理性逻辑”、和“对称逻辑”的区分体现了“理性逻辑”的思考。在钦佩之余，我权且画蛇添足地为此文做几个注脚，也强烈推荐读者诸君认真研读卫先生文章，一定大有斩获——
[说文解字]逻辑(logic)是希腊语词根(logy)，在形象和直觉思维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进一步抽象。所谓抽象是认识客观世界时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的过程，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该词最早被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成汉语。至今，英文中大量的“科学”词汇，还以这个词根为词源。例如：技术-Technology；社会学-Sociology；生物学-Biology；心理学-Psychology；人类学-Anthropology......当时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认为，所谓科学，就是以哲学和逻辑为基础的具体化、专门化知识。
逻辑其实很简单。以亚里士多德（还有其它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发展了我们今天的形式逻辑，只有3条规律：同一律（Ａ=Ａ）；矛盾律（Ａ≠非Ａ）；排中律（任何事物，不是Ａ就是非Ａ）。逻辑构成了我们知识思考（知识≠非知识）的全部规律。
常见的逻辑错误有几种：偷换概念、转换论题、循环论证、同义反复、反排中律、自相矛盾、以偏盖全、倒置因果、论据不足.....等等。
0、我的结论是，为了“简单”起见，可以将“知性逻辑、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分别称为“真的逻辑”、“善的逻辑”、和“美的逻辑”。——林永青
1、 悖论
首先，我完全认同悖论的存在，是由于将不同层次（或不同范畴）的问题，混在同一层次（或同一范畴）里讨论。或者抽象（通俗？）一点，逻辑错误总是发生在不同条件下，讨论同一问题或不同问题；或者在片断的时间里看待持续存在的整体。（叔本华的“绵延”概念。）
“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我们不可能用有限的语言去表述无限的事实本体。
2、 知性或理性
由于用词的原因，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习惯，为方便读者理解，我做些比较。
如果我也建立一套语汇，我更倾向于——倾向是一种态度或习惯，无所谓“对错”——将卫战胜的“知性”称为“理性”，将他的“理性”称为“德性”，而将他的“对称逻辑”称为“道性逻辑”。（“失道而后德”，《道德经》）
卫先生的语汇中，“知性逻辑”就是辨析“真与假”，“理性逻辑”就是评判“对与错”，而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中，这两者都被称为“理性”。
在康德的概念树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纯粹理性，二是实践理性。不妨可以将康德的“纯粹理性”类比卫战胜的“知识逻辑”，康德的“实践理性”类比卫战胜的“理性逻辑”。（道德就是“善”，但是“善言”不是善，“善行”才是善。）
如果说，“理性逻辑”是要讨论“对与错”的话，只有从人类活动意义上、从人类实践的参照系里，才有“意义”，才有“对错”。
知性逻辑或者纯粹理性，是为了认识世界，而理性逻辑或实践理性，是为了改造世界。
3、 对称之美
一个人为什么“美”或“好看”，其实很简单，就是“匀称”。人体生理学家在研究“美”这个问题时，最后能够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对称就是美”。
“对称就是适度，适度就是中庸”（《中庸之道》，鲁-马列诺夫），这也看出了“美”比“真和善”所拥有的更“高”的哲学力量。
如果说“对称”是事物的常态，那么，“对称”就是存在意义上的“合理性”（“存在即合理”，黑格尔）。“对称”是本体论的层面，或者说是“道”的层面，或者说上帝的层面（如果有“上帝”的话）。
真、善、美，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个人认为，美是最高的层面，（你也可以认为，“真”或“善”是最高层面）。我们常说，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而“统一”一词的内涵中，“美”的价值成分更多一些。
中国的黑格尔研究泰斗张世英（1921年～）老先生——有人可能会质疑，“权威就一定会代表真理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但权威代表真理的概率通常比其他人大得多”——认为，“美”是比“真和善”更“高”的价值”。在张世英的哲学语汇中，“美”的价值就是“天人合一”境界。（“境界”这个特有的中文词汇，只能从“美”的层面去理解和领会。）
黑格尔的老师康德，认为自己最信奉两样东西，一是心中的道德律（规则之善）；一是头顶的星空（秩序之美）：“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很多人都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说的是“追求真理”。这是在他在早年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有相左的意见时说的；但我相信很少人知道亚里士多德在晚年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最高的‘真’一定是‘美的’，最高的‘善’也一定是‘美’的。”（《希腊精神》，依迪丝-汉密尔顿）
抽象一点，从价值论的层面，我更愿意说，“真和善对称于美”。（注1）
4、 知道不等于做到
如果说“中国逻辑”就是“对称逻辑”（卫战胜），我完全同意从“理性”认知的层面来看，“中国逻辑”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熟知的中国近代史，距离今天还不到200年。这一点上，我和卫先生是一致的，如果人们都尊重历史的话，从实践层面，我们都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理性和逻辑”（注2），也肯定是要补的一门大课——理性的课、实践的课。
没有理性精神和不注重逻辑思维，就会输在“科学”上，就不够抽象、就不容易创造和传承知识。（我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民族，肯定会是落后和挨打的民族！（注3）
====注解====
注1：我们可以说“对称”就是“辩证思维”的“习惯”吗？卡尔-波普尔被人们所熟知的观点中，除了“证伪理论”，还有一件就是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激烈批判。从求“真”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看，波普尔是“对”的；但是，（1）从求“善”的角度、从实践的角度看，波普尔又是“错”的。（2）人类的生物熵属性，使得人类行为中，必须用一种更“简单”（更“美”）方式来思考和行动——如果说“简单就是美”，那么“美的就是经济的”。
注2：中国文化2000多年来只有“经学”没有“科学”，既无理性逻辑、又无创新精神；还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我们可以坚守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学一学西方的技术就可以。我的观点是，“没有那种体，就不会有那种用！”。“体用”之争在张之洞的时代就应该结束的，可惜没有。
---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阻碍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做具体评论。我只说一点——
中国大多数的传统文化都发端于2000多年前，（这2000多年间，多是以注释为特征“经学”、而非以发展为特征的“科学”），作为后人的我们应当要对中国文化、文明有所贡献、有所创新吧！
我们看一看世界其它的国家或地区，文化都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举个例子：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犹太民族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化上的贡献都是杰出的，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犹太民族从公元前后开始，用了其后1000多年，才实现了与（以希腊和罗马为发端的）“西方文明”的剧烈而痛苦的冲撞、排斥、发展、创新的文化大融合过程。
个人以为，人类文明还是有普适性的。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从现实观照，单一的民族文化是否可以独存？值得思考。谁“好”就可以向谁学，狭隘的往往就是落后的。
注3：我们今天在谈论“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生存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文化”的生命力也是如此！——多样性意味着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不妨揣测，21世纪可能将是一个人类文化史上特殊的百年，“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早就是一个过于简单且“并不与时俱进”的划分方式了。也许会在本世纪，文化生态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文化昌明的时期，也是融合了多方文化的结果。 （《未来50年：技术进化与文化进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好东西当然不少，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绵延时间如此之长，绝无仅有！但是其中最缺乏的逻辑思维、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伤！（例如，个人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可以理解的是，一直到今天，这两样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薄弱的。——当然还有其它原因。）
另外，不要简单地认为科学精神是与人文精神相排斥的一个词。人文精神，在西方也是以“人文科学”来做具体深入的研究的。台湾的国学大家、孔孟研究会会长陈立夫，在晚年就明确表示：只重感觉、不重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是偏离了先人们所倡导的“中庸”思想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