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導報》 2010 年第 7 期 >> 熱點透視

　　

　　(2010年02月08日)
         
　　（新華社圖片）

　　據上海2008年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7年6月，有7000餘家浙江民營企業撤離上海，把總部或重要部門遷往杭州、寧波、香港。2007年上半年，有超過100家的江蘇企業申請到香港投資，相當於2006年全年的份額。2009年4月，大批製造企業總部撤離上海，三四線城市成為避風港，先後有中歐國際集團、杉杉集團等撤離上海總部；在繼去年4月後，近來，又有傳聞，國內民營資本實力最為強大的順風物流、生命人壽、新加坡一船舶公司也把總部陸續撤離上海。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通過分析企業撤離的現象，究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上海現在實際的情況又是一個怎樣的現狀呢？

　　

　　到底是誰惹的“禍”？

　　

　　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去年全國房價漲幅24%，平均每平方米上漲813元，創出了歷史新高。2009年全國6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增加超過100%。其中上海排名第一，其土地出讓金高達1,043億，成為第一個出讓金超過千億的城市。在2009年上海財政收入中,增量部份50%左右,存量部份25%左右均來自於房地產行業貢獻，2009年上海房價平均漲幅50%，部份商業地段漲幅超過100%。房價上漲過快，成為企業商務辦公成本推高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些企業總部撤離的背後推手。

　　

　　中國設備管理協會設備租賃服務中心主任黃林生表示說，企業轉移不排除無法生存的被迫轉移，也可能是為了更好進一步佔領市場所採取的戰略性轉移。隨著上海中心市區在穩步計劃地規劃，為營造中心城區良好商務環境，一些製造企業被迫轉移到郊區，再由郊區轉移到外地。世界經濟復蘇未來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加上上海人力資源成本也比較高，結果一些企業被迫撤離上海。浦東張江有一台資企業，原本投資規模相當大，並且專注做太陽能熱水器，後因市場上存有複製產品以次充好產品，結果產品的市場份額不斷萎縮，現在不得不依託台灣總部支持，艱難維持發展，現實發展困難不少，類似企業不在少數。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表示說，具體企業要撤離上海，要分清是個別現象，還是具體趨勢，假如是趨勢的話，將對上海發展不利，需要重視。企業撤離無非是想換一個新的適應環境，在全球化市場經濟下，假如一個地方的稅收高、租金辦公成本高、服務成本高、勞動成本高、市場佔有份額不高等綜合環境因素發生變化，企業會出現撤離現象。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紐約曾有一百多家跨國公司總部入駐，後來當地價提高和綜合成本提高後，跨國公司總部出逃剩下30家左右，東京在過去經濟繁盛時期也具有類似情況。眼下，還沒有具體數據來驗證企業總部撤離上海，到底是個別現象，還是一種趨勢，但總部走了，對上海來說，應該有警示意義，該反思什麼地方出現了問題，還是哪些服務沒有到位，一旦等到形成企業總部紛紛撤離上海的趨勢後，再反思採取制止措施時，怕為時已晚了。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上海遠東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明棋表示，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政策不斷深入，上海作為總部經濟的優勢也在不斷被淡化及模糊化，城市商務辦公成本在不斷增加，企業總部撤離上海，儘管只是個別現象，而不是趨勢，但已有些苗頭，需要認真對待，應該引起上海有關部門的重視，一旦形成趨勢的話，將對上海經濟發展不利。上海房價上升過快，促使企業在營運成本和員工生活成本上，大幅提高，企業員工不能買房而不能安居。上海是典型的強勢政府，有嚴格的管理規範，相對民營企業成長是不利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來後，試圖打破過去這一怪格局現象。另外，上海的一些青年人，喜歡選擇實力強大的外企或國企，想做個白領、拿豐厚的待遇，而缺乏企業家敢於冒險並承擔風險的精神。

　　

　　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副會長、秘書長羅海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由於金融危機和上海經濟轉型與發展，一些製造業撤離上海也是正常的。比如，一些製造企業把總部放在上海不是很適宜、也不是很妥當的，不便於企業生產的管理，本次撤離上海的企業也是以製造業為主。上海過去曾實行過“退二進三”，主要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發展現代先進服務業，當然，一些企業撤離上海後，還會有一些企業陸續進入上海。對實力強大的企業來說，這些都不是主要的，而對於一些實力比較弱的、受到金融危機影響比較大的，且企業主要經營主業是製造業的來說，伴隨企業自身經營調整，撤離上海也是存在的，現在內地各個城市都在成立類似企業總部的經濟區，相互之間都在拉企業總部入駐，有的地方甚至推出很多優惠政策，比如採取辦公租金和部份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這對經營困難的企業來說，很有吸引力的。他認為，這些只是權宜之計，一個企業要真正得到發展成為國際知名的企業，它一定會選在經濟最發達、信息最便捷便利、交通設施最完善的城市，作為總部的選地。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招商上的形象功績，比如引進跨國公司總部達到多少家，而過於邊緣化中小企業，世界500強企業總共就這麼多家，各地政府都爭相招商，而有的500強企業恰好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招商的心態，把企業總部化整為零，在一個地方成立什麼什麼總部，在另外一個地方成立另外一個什麼什麼總部，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把某個企業的研發中心爭取來入駐本地，不但不給當地政府創造什麼稅收，反而還要政府提供免費的辦公場所等，結果政府每年還要倒貼給這些500強企業，這些現象不是某些地方政府招商的好現象，值得反思。

　　

　　部份有關方面人士認為，上海投資環境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市場環境有待完善。市場競爭中的公開、公平程度不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壟斷明顯。民營經濟在市場准入方面屢屢遭遇“玻璃門”的限制。其次，服務環境有待改善。政府職能轉變緩慢，一些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部門存在不同程度的“少作為”，甚至“不作為”。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國家和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規，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始終存在，“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也屢見不鮮。然後，法制環境有待完善。在經濟管理中的“人治”特點仍很明顯，企業投資仍需要依靠“人脈”，而且，不同區域，執法過程中存有差異。

　　

　　上海的實際及建議

　　

　　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副會長、秘書長羅海蛟介紹說，據2008年的數字統計，其中跨國公司、投資總部有491家，研發中心有270家，上市公司總部有300家，央企總部8家，民企500強總部有24家，合計超過1000家，大部份集中在中心城區，特別是核心城區，像上海的靜安區、盧灣區和黃浦區，這裏是500強主要集中的地區，也是總部經濟比較集中的地方，像靜安區的恒隆廣場，一年稅收達18億多，上海稅收超億的有百幢大樓，樓宇經濟特別集中在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上，三個區的服務業要超過GDP的90%以上，達到95%，像香港一樣。這些企業總部在辦公選址上是有所考慮的，一般選在背靠經濟發展的腹地、設施比較便捷完善、信息比較發達的、中心城區比較高檔的商務樓宇，入住辦公。上海作為整個長三角的經濟龍頭，有經濟實力雄厚的區域背景依託，上海應發展先進性服務業為主，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作為跨國企業的總部，理應選擇上海。最近，上海實施規劃大虹橋商務區，其中的奢侈品商廈，引來了世界市場一線的奢侈品知名品牌，包括路易斯登等國際知名品牌入駐。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表示，上海進入本世紀後，政策的優勢不斷被淡化，加上辦公成本的上升，現在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各地在對外招商上的政策優惠基本是一致的，上海已經失去政策優勢，當前的上海需要做更多的創新性服務，比如一些政策還有創新的空間，對現有體制，特別是在現有管理的體制上進行創新，提高政府的通關服務效率，降低企業運營的綜合成本，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對企業一視同仁對待等等。一般來說，作為企業總部入駐某地，往往會考慮該地的進入退出是否便捷、財產是否安全、稅收是否穩定並可預見、勞動素質是否高、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市場環境是否比較好、政府服務質量是否比較好等等，這些條件，作為地方政府起碼能做到的，否則企業生存起來會感到很難受的，一旦遇到好的環境，可能會選擇撤離搬遷，改革政府服務，理應解決企業的難受問題，讓企業更好地紮根生長，並不斷創造財富。

　　

　　不過，結合企業發展規律看，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上海遠東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明棋表示，企業在創業期寧願選在相對市場發展環境相對較為寬鬆的地方，一旦企業在成長到一定規模後，需要規範化的市場環境。企業需要有好的創新性產品，能為企業發展壯大提供源泉動力，具有自身的核心優勢，需要企業家冒險承擔風險的精神，應專攻堅守屬於自己的競爭優勢，不可急功近利而忘掉自我發展優勢及自身實際。

　　

　　中國設備管理協會設備租賃服務中心主任黃林生提建議，他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市場是優勝劣汰的，企業要想生存，必須要有自己產品的核心競爭力，一個成功的企業戰略眼光應該是，做好第一代，鞏固第二代，開發第三代，影響第四代，依次循環發展下去，其前景在不斷開發、自我淘汰中推陳出新，一直保持在行業中的競爭力，企業家要敢為人先。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