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德林哥打电话说我父亲病情还算稳定，要我不用担心，“人上了年纪，有点情况也正常。”

我说拜托你抽空多往我家跑跑，一旦有急事就给我电话，他说你放心吧。

德林哥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两家的老宅是隔壁，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他是“地主”成分，贫下中农的孩子都瞧不起他，尤其村支书的三儿子，经常找茬欺负他。那个时候，我家也很穷，所以我俩有共同语言。

长大了，我们天各一方，每次拿起电话，总有唠不完的话，虽然都是家长里短。

“前几年，你大爷生病，我也没少作难。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能走路了，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第二天卖了一头猪和一头牛，才救了他的命。”

德林哥说的“你大爷”是其父亲，小名叫明朗，大名刘世更，我们自小就叫他朗大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把“朗”发成了“啦”音，于是朗大爷就成了“啦大爷”。

啦大爷大约是2003年去世的，那时我在深圳。

啦大爷是个标准的农民,一辈子除了种地赶牲口再没做过别的事。因为是“地主”成分，在村里属于“二等公民”，从来不敢大声说话，即使后来脱帽了也是如此，我听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中”，好像从来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人被认为可靠，大集体的时候被村里委以重任，当上了饲养员。这个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半夜三更起来给牲口喂草加料是常有的事，难得睡一个囫囵觉。

在啦大爷当饲养员期间，我还发生过一桩“冤案”。我十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安徽染布匠，住在牲口屋隔壁，那间房平常用来堆放草料，还有一口灶，是给牲口炒饲料用的。那个时候，大牲口（即牛和马）是生产队的最重要劳动力，耕地全靠它们，需要格外关照，生产队会经常给它们炒些黄豆或者玉米，拌进草料里喂食，相当于我们煮面条放点肉丝、鸡蛋什么的。

就因为那间安徽染布匠住的小房子经常“炒料豆”，就成了我们一帮孩子最向往的地方，常常趁啦大爷不注意的时候，抓一把料豆放在口袋里，然后一颗一颗丢到嘴里慢慢地嚼，那是我们的美食。

有一天，安徽染布匠突然说他丢了5块钱，因为经常惦记着那个锅台，我和我的伙伴自然而然成为怀疑对象。我常常觉得大家在用异样的眼睛看我。这件事，让我的心背了好多年的黑锅。

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啦大爷的饲养员生涯从此结束。我也度过了自己穷苦的童年，去县城求学，然后远离家乡。而德林哥眼睛不好使，小学都没怎么上，长大就成了啦大爷第二，在家种地。

等好多年我再回老家，啦大爷已经完全老了，脸干瘪如木乃伊，一双手象树皮。这成了我对啦大爷最后的记忆。

可能常年不需要表达的缘故，啦大爷说话很少使用完整的句子，常常用“那”代替一切。问他生活怎么样，他说：“粮食够吃，就是花钱有点那。”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岁数大了，就那了”。对他说年纪大了少干重活，他说：“当农民，不就那嘛。”

他的话，需要听的人去揣摩和品味，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啦大爷说他很满足，能吃上白面馍就“那”了。他的意思是，虽然不知道肉的味道，却知道窝窝头的味道。

德林哥也是标准的农民，甚至没有出去打过工，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他和啦大爷的区别，仅在于他的儿子去省城学习汽车修理，和现代生活靠近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