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除了《论语》在影响中国社会,还有一本书叫《四经》(或称《黄帝四经》),它的影响力也非常之大。《四经》的政治哲学在于“道法合融”,就是道家的“道”与法家的“法”作了有意义的结合,通过道生法的理论使得天与人找到了可以结合的地方,这种系统化的发展,不仅在理论的深度上远远超前,同时也在整合上较为细致,同时也将阴阳的思维纳入整个系统中,就系统化与哲学化的层次上而论,较之于《论语》的对话式思想整理,有更深刻的发展,也使得周文明的另一部分特质,得以另一个面目出现。
当然,在转化发展过程中,黄老学说在稷下学的推波助澜之下,显然是历经了不同阶段,这也使得《四经》思想与慎到、申不害、田骈、韩非等人的思想便有所不同,即便是孟子、荀子也受到了的影响,这样的整合,显然是以道家理论为根源,而且还呈现出一种特色:以“道”作为整合的思想汇集,也就是说以《四经》为奠基之作的黄老学说,事实上是深刻地影响了其它的学术集团,而且当我们阅读《吕氏春秋》、《淮南王书》、《春秋繁露》之际,这样的影响更是十足地被彰显,于是与其说汉政权选择了黄老学说,可能不如说黄老学说从战国到秦末,其实进行的正是关于学术思想的整合,而且是根据时局变迁,动态调整所致。
在这里,政治思想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程度显然是息息相关的,虽说《四经》有其源自道家内在发展的脉络,但也有来自于各个学术集团发展进而互动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揭示了一个旧时代迈向新时代的集体政治社会要求。而《四经》思想的出现恰好忠实地再现了这个时期集体政治社会要求。因此,在秦汉时期的统治阶层看来,《四经》比《论语》更有利于指导政治实践活动。
《论语》并非是指导秦汉统治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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