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近现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早在１９２０年陈先生就提出为人治学应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难能可贵的是，陈先生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终生以此为座右铭，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始终不改其志，实在是令现代那些招摇过市、经常变换嘴脸的“大师”所汗颜。

１９５３年，上面已经内定陈寅恪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当时，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于是他的一位学生（也是知名学者）奉命到广州去请陈寅恪先生出山担任这一职务。结果谈得不欢而散。他的学生没有办法，只好用笔记记下了陈寅恪先生对这一邀请的回复。这就是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先生在回复中说：“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因此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二是“请毛主席或者刘公（即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王注）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且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这样的条件不要说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即使拿到现在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所长一事也就此熄火，陈寅恪先生仍然任教于中山大学。　

至于在答复中所提到的王国维的碑文与郭沫若的事情，陈寅恪先生写道：“你要把我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写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陈寅恪说这一段话似乎是有感而发，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其原因。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寅恪那高尚而独立的人格是令人钦佩的。要知道，当时郭沫若可是毛泽东面前的红人，而且在那种政治挂帅的大环境之下，能说出这种话来，其独立之精神不惟当时少有，即使现在也是难找的。

附：陈寅恪先生所做的王国维碑文：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 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 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 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 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