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匈牙利作协主席赠送《旧宫殿》）

(在布达佩斯，身后是多瑙河)

反阅读  9  祝勇

 四  

 (接8)

穷苦人通过革命获得的所谓平等，不是像地主老财一样可以花天酒地，而是让地主老财像他们一样过上牛马不如的生活。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革命解决了社会平等的问题；而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它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饥饿的势力依然如故，它的根基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而身体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对于劳苦大众此时的状况，学者耿占春先生有睿智的表述：“革命没有成功地消除苦难，它允诺的普遍幸福变成了普遍贫困。继而革命不得不赋予受苦一种美德，使受苦具有革命的含义。受苦者在意识形态的幻觉中当上了历史的主角，并把幸福的兑现推至遥遥无期的明天。这样革命终于有了与宗教类似的彼岸。一切都会在那里获得补偿。意识与苦难与现实之间又建立起了平衡的等式。当受苦的人们在贫困与奴役下睁开眼睛，发现那些许诺给他们、等待着他们去解救的全人类的劳苦大众：在资本主义的劳务市场上痛苦呻吟的无产者兄弟，比起自诩为救世主的生活仿佛已是天堂。世界的拯救者发现自身几乎是天下惟一剩下的劳苦大众时，革命的神话失掉了信誉，他的受苦也随之失掉了意义。他不再期待从革命的彼岸兑换他们的苦难。”（耿占春：《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第276、2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OOO年版。）

饥饿与意识形态短暂婚配终将结束，它们的结盟是脆弱的。除非寄望于生命科学的进步，或者某种盖世神功，我们无法阻止饥饿对我们身体的定期骚扰。即使对于革命者，完全无视饥饿的存在也是做不到的，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有鲁迅所说的“常常要饥饿”的缺点，至于“连感觉到饥饿都是可耻的”，纯属自欺欺人，否则，中国人就不会有“母产十万斤”的豪言壮语。根据那些人的理论，粮食丰收不仅可耻，而且是大大可耻。自古至今，饥饿始终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最重要的身体苦难，而“大跃进”时代的“母产十万斤”闹剧，则表明了中国人对于这种身体苦难的心理恐惧，而上至领袖下至黎民几乎没人对“母产十万斤”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则是源于他们在这种反常心理下产生的幻觉。可以说，身体苦难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包括今天大款们一掷千金的“玉体宴”、“牛奶浴”，也概莫能外。

    五

身体苦难→经济压迫→阶级仇恨→革命，这是《一块银元》的逻辑线索，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58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1968年第1次印刷）而受到标谤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陈胜吴广、宋江方腊、李自成张献忠——与其说是意识形态行为，不如说是身体行为，即：用暴力夺回失去的银元的行为。夺回自己的银元，曰“复仇”；夺回别人的银元，曰“行侠”。对于这两种身体选择，中国文学历来不乏经典性的描述。《一块银元》用父亲的死来表明，革命不可能靠单数的身体来完成，而只能以复数的身体来完成。所以，那条逻辑线索，归结起来，就是由身体到身体，由个体到多数，由胃到拳头。因为佛陀主张忍受痛苦：爱欲为众苦之因，完全无欲，则无明灭、行灭、识灭、苦灭（《大品》）；耶稣拒绝举剑，“失败和殉难从此开始”（加谬语）；所以，革命正是在这里与宗教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