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的《南方周末》上，刊载了杜维明先生和袁伟时先生一起讨论“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谈到儒家和法家的关系，袁伟时先生认为，“‘儒表法里’不成立”。他引用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关系的分析：“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据此，袁伟时先生认为，很多人认为的“儒表法里”一说不成立。

　　对于儒法关系的看法，其实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可以说，“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说法，其实是对所谓传统文化热衷者的回应，就是不要认为儒家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家好多好的理论，从来就没有在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中得以贯彻；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实践，向来以严苛的法家为核心。

　　而袁先生引述的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也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在两千年的统治过程中，儒家与法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统治者是如何运用儒家和法家的？以我愚见，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和法家是不是相互靠拢的？这种“靠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汉书·元帝纪》里记载了汉宣帝和太子（后来的汉元帝）的一段经典对话：宣帝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起码在那个时期，儒家和法家在管理实践中还是有一些对立的，就是“霸王道”与“德教”，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是以儒家来统治。

　　再看朱元璋的一个故事。朱元璋读《孟子》，看到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类的话，很恼火，说了一句话：“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于是下令“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在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下才罢休，但是还是下令组织“课题组”“删孟”，把《孟子》中的“反动文字”阉割掉，编成了《孟子节文》，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这个故事还是说明，儒家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儒家的创立者孔孟的一些东西，是不被统治者认同的。

　　那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想，是不是儒家在管理实践中慢慢向法家“靠拢”的结果？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法家本来就是渊源于儒家的，其著名的代表就是荀子。我们看看荀子怎样看待“法”：《荀子·君道》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徧也；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在荀子这里，就是希望以道德“君子”为出发点，而将“法”作为“治之端”。即便从现代观点来看，荀子的话也不无道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制定“法”的人，是不是君子。可惜的是，法家中的大部分人，似乎难当“君子”这一名号，比如“刻薄寡恩”的商鞅，还有“手足相残”的李斯。

　　第二，因为儒家尤其是“元”儒家的好多说法，不为统治者认同，同时“迂远而阔于事”，所以，历来的统治者实际上还是对法家“情有独钟”。苏东坡的《东坡志林》暴露了这一“思想”：“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可以想见，在“世主独甘心”的情况下，为了博得进身之阶，许多儒生会投其所好，积极地阐发儒家的“微言大义”，于是可能就出现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的情况了。

　　所以，所谓儒家，可能也是一个不断变迁的概念。而今日今时我们对儒家与法家的考察，似乎也并不能仅仅依靠上述的片段史料来下定论。

　　其实，不管是“外儒内法”还是“外儒内儒”，大家想说明的都是一个道理，那就是：从统治的实践看，古代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带给民众的，绝对不是一种“仁政”！沿着这一思路，如果依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以制度为文化的真正要素”，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