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术界更活跃了,但是也更分化了。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人恢复了活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如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而西方经济学派则看到中国大量突出问题，大声疾呼回归市场经济。 互相之间水火不容。

   作为一名平凡学者，我一直致力于中国转轨阶段的制度分析方法的研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合适中国国情的制度分析方法。从内心感到无论马派，还是西派，中国学者都处在教条主义桎梏中。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跳出现有理论的既定模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制度分析方法和自己的理论体系。科学界都在自主创新了，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科学如此僵化呢？

   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能解释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集权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分权，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突破，需要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这方面内容，需要我们自我反省去探究。

   原有的西方经济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体制转型。机制运行层面的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的金融危机预测都做不到，拿英国经济学家自己的话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么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看，美国金融危机表明只有各个阶层之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有均衡的制约关系，才有正常的市场经济，否则只有利益的断裂。搞市场经济要问有没有内在制衡的、法治的、自治的市场经济。不是提回归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中国的学者是否都得了教条主义病，离了教条，就不会思考和分析现实问题了吗？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推崇的理论的正确，而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让中国人民真正幸福起来，发展起来，为了中国的强盛。理论只还是工具。中国被教条主义太久了，直面现实问题吧！人民需要直面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学者。教条主义害惨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