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上下合力的社会发动


19819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去首都体育馆听北京市团委主办的“首都大学生新生音乐会”。气氛热烈昂扬,连空气都洋溢着青春的浓郁。大概是压场曲,佟铁鑫唱谷建芬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全场起立,同唱——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唱  春风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  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  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读柳红《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尽管书是严肃严谨的学术传述。书中记述的一些细节总使我掩卷浮想,浮想断续间总会回荡起这激昂的歌曲。

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片古老大地更生春机实在是上下合力的一场社会发动。

19797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老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牵头搞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划分中央和地方职权。直接对“研究组”负责的中央领导张劲夫要求“初步意见”必须“方向准,起步稳”。可“市场调节,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定性成什么方向呢?薛暮桥等还不敢上报审议。邓小平同志听说这份稿子后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初步意见”被呈上国务院财经会议,参加会议的人谁也不谈正题。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排名邓小平、陈云之后的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最后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看懂……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一年后,国务院成立体制改革办公室,薛暮桥任顾问,又起草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更明确地提出“计划调节要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恰逢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领导决定把“初步意见”提交会议讨论,并让薛暮桥做个说明。会后各地书记要求印发“初步意见”和薛暮桥的发言,薛暮桥说发言稿是赶出来的,需要修改,胡耀邦总书说:“先不修改了,拿去印吧。”

柳红评叹:“重新思想邓小平的‘披头撒发’见人,李先念的‘看不懂’‘先发下去’和胡耀邦的‘先不修改’……我们看到,这些共产党的元老,和参与过共和国创建的薛暮桥等人,对于历史变迁、变革的需求、责任感、紧迫感和行动能力。”其中最核心的,我以为是在必须改、不得不改的严峻形势下,共和国当家人图存求变的历史使命感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很理解;七0后生人的朋友若不理解,可到东北边的邻国看看去,思想禁锢到那种程度,敢说“市场调节”会是什么恶果?!

改革首先要有“上边”的图存求变和思想解放,但改革进程和改革成功与否必须要符合“下面”众生百姓的根本利益,必须发动全社会参与改革。特别是在1985年农村改革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之后,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矛盾冲突更复杂、坎坷纠结更剧烈。而这时众生百姓“载舟覆舟”的因素更起决定作用。19871月,首都几家媒体发起“改革与社会发展知识竞赛”,十万民众参与!甚至连服刑人员都参与,真是“位卑未敢忘国忧”——因为这国是把咱“下面人”当回事儿的国,是要“改”出让咱“下面人”受益的“革”。同年5月,北大、清华、人大组织学生来到王府井、西单、火车站与过往行人对话。仅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500学生咨询2000多个提问,听众达二万多人……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副市长陈昊苏参加咨询。有人发现,政治局常委、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姚依林也长时间站在人群中。这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彼时彼刻站在热切的人群中该是什么样的感受……记得十岁加入少先队时,我曾郑重地举手宣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如今谁还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还说这句话的人谁还信他是发自肺腑且言行一致呢?

改革第一重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1990年前长期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今年已91岁,老人3月份发文章讲:“两件事都没搞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了人;市场经济的现在,我们让贫富差距拉大。”“在与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没想到却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

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路径本身即是反复冲突碰撞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走停停、曲曲折折、前进倒退地在没有路的“河”中摸索过来的。“河”里,冲锋陷阵,设计各种可能路径的便是一批三代的经济学人。他们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体现着上下一致的理想诉求。以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为代表的1920年以前出生的老年经济学人;以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为代表的1940年前出生的第二代中年经济学人;和更多的一大批1960年前出生的“上山下乡”归来的年富力强的经济学人——在高度一致的共同“梦想”下,在八十年代,他们“光荣”地走到一起,凝结在一起。他们怀抱的是经济学人的梦想,更是上至领袖邓小平,下至“傻子”年广久的全体国人的梦想……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梦想就会有奇迹。而全体国人的梦想都一致时,一个民族的复兴便是大势所趋的了。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凝聚梦想和光荣的歌还有人唱吗?还有多少人唱?但柳红用她的笔在唱。

 

本文刊载于第十二期《亚布力视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