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来临》；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取向》；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浪潮》；到西蒙.诺拉的《社会的信息化》；尼格罗.庞蒂《数字化生存》；就已经宣告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将把人类从工业社会带进信息社会。马克.波拉特还采用统计学方法，测算信息经济（包括第一信息部门、第二信息部门）的产值和劳动者比重，为各国信息社会建立了一套定量计算的方法。尽管这些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但是，他们一个时期以来的一系列惊世力作，无不预示着人类自蒸汽机工业革命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新起点。不少学者认为，就像当年蒸汽机、电力技术革命一样，信息革命将给某些落后国家带来重新洗牌，跨越发展的历史机会。

　　但是自1986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以来，国内主流思想只承认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技术的一部分，信息经济也可作为现代工业经济的一部分，并不承认人类存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阶段。反映在国家战略与政策上，信息设备制造业有时候尚可能列入重点发展领域，而信息社会最核心的东西，信息网络服务往往被遗忘或者被扭曲。

　　人类经过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社会规则和思维方法。他们在产品（包括高科技设备）制造和流通领域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把它移植到信息服务或者信息社会，甚至会成为阻碍新型生产力发展的桎栲。先进信息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物质财富的独占性与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严重对抗，难以调和。要么继续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么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生产关系。

　　由于我国主流思想拒绝信息社会，又不得不面对过度工业化的弊端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机会，许多学者只好“另辟蹊径”，提出诸如 “科技型社会”、“航天型社会”、“人本社会”、“知识社会”、“智慧社会”等等新概念。但是，无论是广义的科技，还是某个时代的尖端科技，始终在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小部分，根本不可能形成某种新的社会形态。有人认为，知识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重要生产要素，可是“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是近百年来的人类共识，知识、智慧和“以人为本”都是未来社会的某些表征和倾向，他们并不会像蒸汽机那样派生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据说早期的蒸汽机只是作为用火取水的演示装置出现，后来瓦特对这种蒸汽装置进行改造，用于纺织、航海，才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最初电的的发明也是仅用于照明和声光演示装置，后来电动机的出现，爆发了一场电力革命，才使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甚至出现了“电气化加苏维埃就是共产主义”的时代强音。其实电力与蒸汽机都属于动力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力。而计算机的发展则经历了计算中心、信息系统、互联网三个阶段。只有互联网被发明以后，信息结构才从中心辐射模式、分级宝塔模式朝扁平、分布模式发展，并以互联网的平等互动结构、协同生产方式和互惠共赢精神，成为继蒸汽机以来的新型社会生产力。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阶段的划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怎样的劳动工具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我们不可能要求马克思预料到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但是马克思确实预料到，随着日益复杂的大机器发展，单个资本（包括国家资本）不可能驾驭这种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只有“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复杂机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继续走向美好未来。

　　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服务，以前所未有的强渗透性和普惠性，正在把人类带进以知识中产者为首的公平和谐的信息社会。它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点也不矛盾，一个是侧重生产力划分的社会阶段，另一个是侧重生产关系划分的社会阶段。如果一个成熟的、公平和谐的信息社会能够在中国率先实现，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