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方

糖厂

也许因为我不够美，才令到亲人受苦。而父亲，父亲远在他乡，他一年才能够来探望我们一次。这些际遇，其实象谶语一样，交织在一起，和童年互相印证。一切都有溯源。父亲回来的时候往往是搭乘深夜过路的火车。我要竖起耳朵听。我们一年到头通信。信里父亲会告诉我们大概的归程。那些日子是要靠倾听的。因为父亲会想办法从县里的火车站搭乘屁股冒烟的突突响的小三轮，乘着浓浓的夜色赶到我们家门口。他要提着黑色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绕到窗户后面，那么多个已经熄了灯的窗户，他必须准确地找到我们的家，用指节轻轻叩玻璃窗子：笃，笃，笃。我听到他叫我的小名：莲，莲。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这样导致了我倾听的习惯。母亲上夜班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屋里的凉席上，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杳渺的歌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只要在一种安安静静地心痛的情境下，就能听到来自远方的歌声。它的旋律是回旋的，却从来不重复，一直这么延续着，发展下去，从一个动机到另一个动机，遥远得如同挽歌。

1998年的夏天，一场席卷南方的大洪水也波及了琅镇。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县城边上驻扎的官兵全部出动。电视上永远正气凛然地说：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洪水刚刚消退，市场里有人在低声讨论一起刚刚破获的凶杀案，一个二十九岁的未婚女人，琅镇糖厂的女工，从来没有和别人多说过一句话的人，在独居的家中，勾留了自己的情人——一个厂里离异了的男人。也许是他辜负过她，作为最凌厉的报复，她杀死了情人九岁的儿子。她一言不发，肢解了孩子的尸体，装在黑色的塑料薄膜里，小心躲开骑车呼啸而过的上夜班的工人，把尸体抛弃在厂区的各个垃圾桶里。然而琅镇糖厂终年浓郁的甘蔗气味道，最终没有掩盖住腐烂的气息。很多年后，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仍然心有余悸地指着家门不远的一个垃圾桶说，在那里就发现过尸体的一部分。有时下夜班，她由衷地感到心慌。糖厂里的许多人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早就认识这名貌不惊人的年轻女人，他们渐渐回忆她的细节，某年某月她偶然路过某地，无意中和他们说起的一句闲话。有人甚至还记得她穿过的衣服的颜色，她脸上暗淡的斑。他们都发现，她是他们平常认识的那一个，她也不是他们平常认识的那一个。

寡言的女人保持了三个月的沉默，最后真相惊动了这个原本宁静的糖厂。那些最饶舌的人都未尝谈论过这样令人震惊的事情，即便是出生此地的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事迹都比不上。据说这是建国以来本省最大的一宗碎尸案。这样的案件也许常见，在一向小富即安，新闻记者永不会光顾的远郊的糖厂却是头一遭。所以它迅速成为了谈资——每个人都谈论过它，回忆过它，尽管如此，它还是被人们迅速地遗忘了。而后来，本省出现了大量的耸人听闻的、千奇百怪的犯罪，在互联网传得沸沸扬扬，引得记者们从各大城市纷纷赶往这些西南的省份，却都不是关于暴虐的爱情了。当初这么一个小案子，既然已经水落石出，债有主，冤有头，也没有上网传播开来，这里的民风也不那么飙悍，更没有人到公安局去静坐、围观、放火、散步，引起不必要的群体骚乱。女人很快被判决了死刑。死的人自然没有了那些痛苦的回忆，而不忠的情人居然也开始忘记许多事情，几年后，听人说他与发妻离婚，娶了新妇。

琅镇糖厂就在郁江边上。如果你不知道郁江，那你知道世界最浩瀚的海洋——太平洋吗？流入太平洋的有一条最大流量的江水叫珠江，珠江在广西境内叫西江，西江最大的支流是郁江，而郁江的上游则是琅镇。琅镇糖厂，原是河岸边的一片坟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建成号称全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糖厂。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厂，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甘蔗化糖厂。那些庞大笨重的煮糖罐热火朝天，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浑浊的糖浆在里面沸反盈天地翻滚着。曾经有人传说，那些压榨机里，曾经掉进去过活人，连血肉都不曾看见。这给每一个吃白糖的小孩心里留下阴影。在工厂的鼎盛时期，蔗糖多得吃不完，竟然要出口到东南亚，工厂还废物利用地生产了许多副产品，如蔗渣用来生产卫生纸，固体废物用来生产水泥。县城里其他地方的人都认为，糖厂的工人富得流油，在与时俱进的股份制，每个工人都有股份，仿佛这就是发展了，富裕了。前任厂长就住在我家楼上，他的夫人无所事事，会拿出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让我做。到后来自然是改制，接着是下岗，工人们怅然若失，无处排遣闲愁，我的父母荣幸地忝列其中。

20年前，每逢端午节，县城各个机关单位的健儿们在江面上奋力划着龙舟，喊着整齐划一的号子。有人在岸上敲锣打鼓，孩子们一路追逐着龙舟，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盛世尚未到来。我的幼儿园时期的男同学，小名叫多多的，长得非常俊俏，9岁时溺死在郁江里——那条河每年都要溺死一个小孩。但我在河边玩耍时时常盼着他回来。后来，雨季一到，洪水就会漫上岸来。大家在工厂里趟着水走路，据说还有人在水里抓到过鱼。再后来，说是因为糖厂的排出的污水，河水污染得厉害，很多人因此搬离了糖厂。

也许，远在此之前，日子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沉闷，呆滞，想望不得的未来。轰鸣着的糖厂污染了水质，鱼儿们稀少，船家渐渐上了岸，或者去了别处的江水了。河水经过层层的净化，总是有着氯气的味道，最终被放弃饮用。甘蔗的收购价格不停下跌，卖甘蔗得来的钱存入“合作基金会”，又突然不能取出，蔗农们满面愁容，坐在乡政府前久久不肯离去，以至于要发动警察才能驱散那些不开窍的榆木疙瘩。琅镇厂里很多四、五十岁的工人早就没了工作。花白头发的看门的男人，半夜里把雨衣铺在长凳上，趁着巡逻的保安大意之时，蜷在凳子上偷偷打个盹儿；多少还有些意气的年轻人，搭乘长途客车下了广东，再次寻求发家致富的理想，而那些业已结婚的，或者因为父母年迈不能离开的，就日复一日地窝在厂里，重复着乏味的生活，我的同乡的儿子，就这样得了癔症，也许终身难愈。邻居的一名糊涂的女人，为了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把所有的钱凑起来，送给了一个不合法的拍卖行，没有发票，没有房产证，她只有一张小小的收据和一个永远没有人接的拍卖电话，这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妇人的半生所得；我有过几位小学女同学，趁着年轻貌美把嫁了出去，其中的一位因为生了个女儿，就永远失去了丈夫和公婆的欢心，只是灰着脸，在夫家的屋檐下战战兢兢地讨生活； 20出头的女工，奋力挣脱了上夜班的煎熬，却嫁给了一个乡下的破落户，跟随着他捡垃圾，过年时节拖带着一双儿女，坐在姨母的势利的客厅里，一脸不合时宜的窘迫；满30岁的哥哥要迎娶同在东莞打工的女友，却不得不心焦地等待着妹妹归来。她毕业后劳务输出到了肯尼亚——那可不比月球更近些。按照当地的惯例，必须她回来后哥哥才能完婚……人心都乱了，又被南方潮湿的天气闷着，捂着，作声不得。

这是我的南方，多雨、潮湿的南方。我们心无芥蒂地长大，默默忽略成长中可能发生的美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