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前言：创新对话共有两位主持人，一位是丁维平，另一位是Gina Smith。丁维平是丁丁电视的创办人，也是在硅谷打拼了十几年的媒体人；Gina Smith是美国广博公司的著名节目《早安，美国》和《今晚世界新闻》的著名主持人，也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这次对话采用中英文同步向全球直播，由丁维平将我的发言译成英文，由Gina Smith提出问题，丁维平翻译给我，因此对话中丁维平的问题都来自于Gina Smith。）

     丁：创新对话节目是中国的媒体人和美国的媒体人首次的合作。这个节目是关于创新的话题。创新改变世界，推动世界的发展。这个节目除了在网路上全球直播、互动之外，我们也同时在美国的卫星电视拨出，覆盖50个州，170多个电视频道，3200万个美国家庭。

     创新对话节目不只是我们想到的科技方面的创新，以为创新可以是各方面的话题，比如文化、艺术、科技、绿化、环境，方方面面都是。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王德禄先生。

Gina Smith/丁维平：我们刚才看到了关于王所长的一些介绍。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硅谷——中关村和美国的硅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什么大家对硅谷这么感兴趣？

王德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在反思全球化。我认为有两个全球化：一个是低成本的全球化，以物质在全球流动为主，主要是大宗原材料和制成品在全球流动。低成本的全球化中，中国占了很大的先机。第二个全球化是创新的全球化，这主要是以人和思想观念为主的全球流动。这种人的全球流动，使创新的思想、新的商业模式和普世价值迅速全球流动。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决定转变增长方式，等于从第一个全球化也就是以低成本全球化为主，走向第二个全球化也就是以创新为主的全球化。第二个全球化，它的全球中心在硅谷。所以今天来硅谷探讨创新的全球化，很有意义。

     我所在的中关村整天在琢磨和研究怎样与硅谷建立更好的全球链接。我认为硅谷成功之后，与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和中关村建立了比较多的人脉流动。硅谷和中关村的人脉流动是我最近一年来主要思考的主题。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硅谷中关村人脉关系》。据我研究，中关村很了解硅谷，但是硅谷并不了解中关村。今年中关村上市公司一共有36家，这36家绝大部分是跨区域创业者创办的。创办人不是以中关村里的大学的毕业生为主，而是以留学生为主，也就是跨区域创业者。我认为，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这种跨区域创业者，在美国叫移民创业家，是主要的力量。对美国来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应该重视移民创业者。

Gina Smith/丁维平：你觉得对美国的创业者来讲，他们对中国的创新有没有什么样的误解？

王德禄：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智库，不大了解中国的创新。中国不仅仅是个会低成本制造的国家。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人才在全球流动起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发挥出来，现在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前两年，硅谷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一年也就一两个公司成功IPO。中关村近几年每年都有十家以上企业成功IPO，今年特殊，有36家成功IPO。中关村今年在纳斯达克有六家成功上市，比硅谷的还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创业者一般不了解这个情况。

Gina Smith/丁维平：这边的人知道在中国的科技园有深圳、台北这些地方，但是对中国的很多地方的科技园创新都了解非常少。对吧？

王德禄：现在在硅谷很多人并不研究世界科技园的情况。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关村，为了学习硅谷，天天下很多功夫。像我，20年以来，有关硅谷的书一出版，马上就会被翻译成中文，我会认真学习这些新的书。最近这几年，《硅谷指数报告》，每年一出版，我们长城所就把它翻译成中文。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科技园区，其中有20几个科技园区是比较有名的，像台湾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韩国的大德、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区。这些科技园区比较起来，中关村最大。中关村每年有3000多个企业创业，至少有十个以上企业成功IPO。现在，中关村的GDP是班加罗尔的七倍、是新竹的五倍，比英国剑桥和韩国大德他们大多了。

Gina Smith/丁维平：其实不止是全世界各地，连美国其他城市、其他州也在学习硅谷。这么多人学习硅谷，当然知道硅谷是世界的科技中心，它在科技方面改变了世界。但是对您，研究了20年的人来讲，您觉得硅谷的最精华的是什么呢？

王德禄：是人类的生存、工作方式的变化，核心是创业，以及围绕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技术转移、IPO等，硅谷开创了全世界的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就是硅谷化，全世界都应该成为硅谷。

Gina Smith/丁维平：很多人在这边上斯坦福大学或者其他著名大学完之后都回到中国了，可能在中关村创业。您觉得回去的海归和在中国本地这些创业的人，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王德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些海归是全球链接者。现在一个好的创业者一定是个全球链接者，他如果只在一个地方看到商机，不是一个最好的创业者。从硅谷回到中关村创业的人，我去年接触很多，他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每年都要回到硅谷。为什么要回到硅谷呢？就是为了获取硅谷的全球创新最前沿的信息。

Gina Smith/丁维平：你对谢青、金海平怎么看？

王德禄：他们是硅谷的创业者，去年硅谷只有两个企业IPO，谢青的企业是其中之一。他们被美国人认为是移民创业家，被中国人认为是跨区域创业者。谢青、金海平在中关村都有公司，但是他们把生活的基地放在硅谷。还有很多留学生回到了中关村，在中关村创业。但是他们每年都要回硅谷，要不然他们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本地化。创业要本地化，视野要全球化，不能本地化。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本地的创业者和留学回来的创业者有什么区别。区别的核心是，他们一定有建立全球链接的作用，他们一定是空中飞人。

Gina Smith/丁维平：讲到创业，确实是这样。现在在美国，在硅谷，最热的是什么呢？最热的是像Facebook这种社交网络群，那么在中国应用得怎么样呢？因为我知道像Facebook这些在中国可能没有在应用。那么中国用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王德禄：团购！团购热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北京有个很不起眼的电影院，已经卖光了三年的票；一个餐馆，每天满满的，已经订满了两年。这就是团购的力量，现在中关村有1000多个团购网站。团购、短讯，这些靠着人多的商业模式，中关村的力量大于硅谷。

Gina Smith/丁维平：我们在这边都是付信用卡，中国的支付行业发展的怎么样？

王德禄：以我为例，我有卡，大部分时间不用，用的是现金。但是年轻人，像我儿子那样，他们基本上不用现金，都是刷卡。

Gina Smith/丁维平：我觉得其实在中国比美国要好，因为美国太多银行和信用卡了，把付钱的东西弄得很复杂。可是在中国，你有一个手机就可以到处通用了，是不是这样？

王德禄：也算是。

Gina Smith/丁维平：讲到硅谷，您对硅谷研究了20年时间。你觉得现在硅谷的华人对硅谷的贡献是怎么样的？

王德禄：我去年来硅谷，去了圣荷西，发现在硅谷最早聚集的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

Gina Smith/丁维平：我们也可以看到相片，王所长准备的。

王德禄：我去年来到硅谷，去了圣荷西。就在圣荷西，曾经有五个华人城。烧了一个，建起一个；烧了一个，又建起一个。后来圣荷西就是在华人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加州的第一个州政府也是在这建立起来的。这个可以证明，是中国人最先在硅谷扎根的。

Gina Smith/丁维平：现在很多美国人看到中国创新科技发展这么迅速，尤其中关村发展得这么好。那么对美国人来讲，他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合作呢？不然美国人觉得你们很大很强，我们是应该害怕、退让，还是说我们要防备你们呢？

王德禄：前年我第一次来到硅谷，从旧金山下飞机，感到很吃惊。原来历史上，硅谷是华人登录美国的地点，而128公路是欧洲人登录美国的地点。我研究过美国二战以后的科技史，关于新经济发展的思路是MIT的范尼尼·布什、康普顿、特曼三人提出的。范尼尼·布什在二战后发表了《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他亲自创业，鼓励科学和经济实践相结合；而康普顿是风险投资的先驱者；他们都想在波士顿搞成科技园区。但由于128公路是欧洲人登录的地点，绅士太多，没有搞成。布什的博士生特曼到了斯坦福大学做了教务长，他在斯坦福周边搞成了硅谷。为什么新经济思想出自MIT，却扎根在硅谷？这是由于MIT这边贵族传统太多、太大，而新经济需要的是平民传统，硅谷提供了这样的土壤。

     刚才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怎么和中国合作。我认为，美国只要和以前一样，持开放的心态，持西部崛起的精神，持民主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中美要加强合作，而不是互相防范。我觉得就和当年贵族不能产生新经济一样，美国不能以华尔街做为全球领导力的中心，而要以硅谷做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中心。中美两国要真诚合作，让硅谷成为创新之都。同时，美国要以硅谷为中心做好全球链接，也包括和中国的链接。

Gina Smith/丁维平：这种事情怎么去促成，怎么让它发生？比如说，现在在美国，我其实也是个CEO。我建立了一个公司，怎么样和中关村能够接轨？怎么样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去合作呢？

王德禄：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全球链接，在座的舒建华就是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中的节点人物。我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中指出，任何一个人脉网络都有节点人物，就是活跃分子。由于他的存在，人们的链接关系就越建越多，社会学中这叫马太效应。新经济时代的财富不是money，是人脉。关于你们这个网络电视台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很好。你们如果把硅谷做为创新之都，成为创新的信息中心，你们就能够改变世界，成为全球链接的重要节点。

Gina Smith/丁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美国人、犹太人和中国人联合在一起。

王德禄：我希望能够让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给你们做天使投资，然后组成一个新的电视媒体，不是传统的电视，而是点播的、互动的、网络的电视，是人们有充分只由发挥的电视。

Gina Smith/丁维平：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王德禄：所里我很高兴来到你们这个网络电视做创新对话。

Gina Smith/丁维平：谢谢！而且我们也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因为现在有一些观众朋友正在网路上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王所长，想要跟我们现场的嘉宾互动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在现场也有一些嘉宾，我们也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也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朋友：

     在我旁边这位是浙江大学北加州校友会会长卢国文先生；这位是浙江大学加州校友会会长叶继承；这位是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也是牛克斯艺术馆的馆长舒建华先生。还有一位是范博士；还有一位是宁波神化的王丹华先生。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创新创业的前沿领域，所以我们也希望你们一起来参与，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

卢国文：所长两年前来过一次，我们也见过面，也探讨了很多硅谷跟北京中关村的区别。我们在硅谷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也经常回去，感受到国内现在的变化发展真的很大，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它人很多，而且人也很聪明，国内的工作人员都是很努力的。

Gina Smith/丁维平：您是说您在这边脑子反应已经落后了吗？

卢国文：有可能。我们都比不上他们。但是国内也有国内的差距，我觉得在管理方面跟硅谷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国内企业老总的心很急，浮躁，基础技术方面的研究比硅谷要差一点。这方面国内现在也正在改进，也正在努力，但是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国内民营资本怎么向创新领域投资，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随着其他渠道，比如房产热度慢慢降低以后，很多资金可能也会向高科技发展。所以中国在高科技发展领域方面前景应该很好。刚才讲的合作、互动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Gina Smith/丁维平：中国创业者在学习硅谷的过程中什么东西没学到？他们一直在学，在COPY这个模式。

卢国文：也不是没有学到，是心态。大家要快快快，什么东西都要快，产品要尽量很快的速度到市场，所以一些细节忽略了，这样的话欲速则不达。

Gina Smith/丁维平：中国人太激进，但是在硅谷，这些人又太细致，老是把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我觉得大家应该互相综合一下。

叶承文：我觉得有两点。如果你去中关村创业的话，而且中关村在这里有个办公室，他们有人会接待你，问你具体的需求。这个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把联系电话给你们，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在中国创业，实际上中国传统都是做密集型、劳动型的生产。做研发也是最近三到五年的时间，因为很多企业也在考虑转型，政府也希望大家多做一些转型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方面造成了很多中国各个地区的开发区都在拼命地往创新创业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再有就是，不只中关村，各地的，无锡、南京、杭州、深圳，都有很多这样的高新区。中关村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在中国全国上下都在做这个工作，我想是很可喜的一个进步。相信王所长在以后会更多的关注硅谷和中国的人脉网络。

Gina Smith/丁维平：他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刚好看到网路上有观众的问题。问一下所长：除了中国刚才讲的一线城市的高新区，像中关村、深圳、上海，你怎么去评价这些二线城市的高新区呢？比如西安、重庆。

王德禄：中国还有一些高新区所在的城市，像西安、重庆和武汉。它们是什么特点呢？在这些二线城市大学也很集中。他们都有几十所大学，它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很好的优势，现在也在拼命往高新技术转型。因为最近重视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去年又批准了13个国家级高新区，原来是56个。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中国谁能成为国家级高新区，不仅仅是自己决定的，而是自己努力加上国家批准才能挂牌，你才能成为国家级高新区。

Gina Smith/丁维平：我想这个也是中美在观念上的差异。美国都觉得政府你不要管，大家谁努力谁就做出来了。可是在中国，政府的参与到底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德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政府在高新区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和一些美国高科技政策的人沟通，我认为关于高新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管委会的这样一个地方组织的方式。因为只有地方政府对创新离得最近，越离得近的人越能给创新提供支持，像美国这样完全不管也不对。中国的事实证明，有个很好的管委会高新区就会迅速地发展起来，包括创业、高技术，也包括制造。比如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当时那里就是一个盐碱滩，连人都不在那住。然后成立管委会，在那发展，现在发展得很好。我在北京曾经说过，中国在国家发展科技方面应该学习美国，在地方发展高新区方面，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舒建华：王所长，你去年来硅谷调研后写成的《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那本书大概会什么时候出版？

王德禄：明年三月会正式出版。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接触了上百个跨区域创业者。现在中关村有5000家由留学生创立的公司，其中有1000到2000家是从硅谷回到中关村创业的。

Gina Smith/丁维平：可不可以翻译成英文？让更多在美国的人读到。

王德禄：当然，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出英文版，只是现在中文版尚未完稿。

范博士：我有点等不及这本书出来了。想问一下王所长，在这个研究中最主要的一些结论，或者一些重要的发现，能否给我们先讲一讲？

王德禄：最重要的还是中关村从原来学习硅谷，到现在跨区域创业者在两地流动。我希望跨区域创业者从留学生再进一步跨越到美国人到中关村来创业。第二个，现在中国人还缺少什么？我觉得主要缺的是想象力。在美国，在硅谷，由于多年开放的心态，和先进的教育体系，人们充满了想象力，因为只有想象力才能想出更好的未来；这是中国最缺乏。第三个，就是现在发展高新区，就要搞跨区域创业，就要搞产业组织者。产业组织者相当于现在的风险投资家。现在在硅谷很成功的橡子园，那里的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他们在干吗？他们是典型的产业组织者。他们的理想就是创办新的产业，能让新的产业在中国兴起。而且作为产业组织者，他们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锻炼出来的。他们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创业创业再创业，叫系列创业家。他们创业成功，有了钱，就不停地投资，推动别人创业，他投资的时候就会发现新产业的规律。现在硅谷有一些人在中国干的就是这个事，就是创办新产业，做风险投资人。而且这个趋势现在很明显，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在生物研发外包、物联网、清洁技术这三个领域表现得尤其活跃。

Gina Smith/丁维平：美国，中国，我们是最好的。我们中美的合作，就像我们在节目是由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合作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创新，就是互相地开放心胸，接纳更多的朋友和合作者。开放头脑，接纳更多的新的思想，新的有创意的想法。在我们的观众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位，就是宁波神化的总经理袁先生。我们非常高兴您刚参加这节目，有没有什么要讲的话？

袁维芳：我觉得刚才所长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会越来越走向全球化，越来越在创新、创新再创新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道理的。

Gina Smith/丁维平：我知道袁总在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你觉得现在在中国，企业发展到这么成功的情况下怎么和世界接轨？

袁维芳：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接轨。我现在在伦敦有公司，在新加坡有公司，在美国这次也准备在纽约买一个公司。在有制造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服务中心。

Gina Smith/丁维平：非常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王丹华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讲的？

王丹华：我想问一下所长怎么看待中国推出的创业板对创新科技企业的推动作用。还有中国本土风投的发展？

王德禄：中国当时搞中小板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创业板。后来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决定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前年创业板一推出，好像比纳斯达克还火，市盈率非常高。现在仍然是这样，成为最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大的亮点，推动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创办的企业。因为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需要一个纳斯达克那样的创业板。但是现在中国的跨区域创业者，美国背景多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背景多，则多在中国创业板上市。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创业板都有中国创业者的身影。

Gina Smith/丁维平：对所长的这次对话，我们很满意。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节目中继续能够请到王所长这方面的专家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