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农民故事家陈金顺

　　章晓铃

　　我与金顺的认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他还是一名水阳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王晓峰老师当时在水阳镇政府工作，他组织我们当地的文学青年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并在《敬亭山》编辑部张亚和孔令培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办起了《水阳江》文艺刊。记得那时就采用过金顺的作品。现在回想起来，成才如今的农民故事家陈金顺的处女作当首推在《水阳江》发表。

　　在人们的眼里，那时的陈金顺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见人怯生生的，讲不出一串一串的话。他把谁都看作自己的老师，得到文学书籍如饥似渴地日夜捧读，就象饿了三天的馋佬瞅见了白生生的米饭团子。自从他的作品在《水阳江》刊用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水阳当地文学青年中的一员。并且在大家的眼里，都把他看作是如今的“潜力股”，从来也没有因为他只是个初二的学生而存有丝毫小觑。因为那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们之间的友情多源于对知识的向往，高考的大门平等地向社会敞开，不论新三届还是老三届的中学生都可以加入到“高考”队伍行列。人与人之间远不象今天这么势利、这么直接、这么赤裸裸于利益的交换。我和金顺的友情就起于此，即使辗转跨入今天市场经济年代，即使我们之间似乎生存、生活于精神、物质不同世界两端，我们之间的友情也从未因之逊色，而随着时间的延展愈久弥坚了。

　　虽然《水阳江》文艺刊在当年仅办了两期，就和《敬亭山》的命运一样被停了刊。但在当时，却对当地文学青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人因为爱好文学，掌握了一般写作的技巧，后来都先后进入了乡镇政府和地方企业，成了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只有陈金顺始终不渝地坚守于文学创作，从写作小说到创作故事、剧本、小品等等。靠着一腔热血，凭借一杆秃笔，曾经长期占据《故事会》、《民间文学》、《山海经》、《故事林》、《今古传奇》、《百姓故事》、《上海故事》等全国名刊作品的排上榜，一时间在国内刮起阵阵“安徽农民故事家”的宣城风而享誉全国。他所写的作品，情节迭宕，故事诱人。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贪官污吏，有才子佳人，也有寻常布衣百姓。无论其讥笑怒骂、慷慨悲歌，他们在在金顺的笔下，却个个充满了灵性并让人感动。

　　有朋友说，“陈金顺是个故事篓子，一串连着一串，没有个尽头。”也有朋友说，“陈金顺的故事是为现代穷人写的，也是写给现代穷人看的——他的作品的读者，大多是农民和城市里的‘打工簇’！”我很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无论社会发展得多么先进，无论现代科技有多么神奇，也无论一个国家其体制、法律和制度有多么公平，这个世界上都永远存在着两种人——这就是穷苦人和富足人。我认为还不仅如此，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和社会，每天每天都还在生长着、造就着新的穷人和富人。

　　在对待穷人与富人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寄希望于斯：富人“致富”，不能只靠纯粹盘剥穷人；穷人“脱贫”，不能单纯依赖百年轮回的“革命”瓜分富人。贫、富两极容易对立，明智的做法是相互“绥靖”。在历史的经验中，每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待穷人的狂欢过后，快速消耗与过度消费的都将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艰辛积累。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的民间说法，都间接地作出了这方面的验证。

　　在本人看来，富人的最高境界应是“慈善达（渡）人”，穷人的最高境界应是“自立达（致）富”，从而致个体的努力兼济天下苍生。因为只有那样，富人才能给自己与社会带来真正的安乐和幸福，穷人才能通过自立感受真正的成功和快乐。而怎样引导全社会从贫富两极走向大同，这应由高尚的文学家和高尚的政治家们来共同营造。

　　对于农民故事家陈金顺来说，他的使命不只是为了填空读者那疲惫的辛劳，为他们烹饪可口的精神佳肴。在我们这个充满知识且知识爆炸的年代，有用无用知识的生产，有时也会成为无序的信息流，不断轮番轰炸着人们那疲惫不堪、已经麻木不仁的神经。即使买书，在选择美中美、精中精的今天，故事家陈金顺仍然需要社会与读者们最真诚的回报。

　　这是一位继伟大作家巴金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靠挣稿费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青年农民之一，也是一位从不拿政府一分补助的宣城籍农民故事作家。他的为人生性率直，言谈举止不受拘束，酒桌宴上有时信口开河，官员场合有时形貌放浪，是肝胆相照的诤友，是视如草芥的路人，有时也是令你十分难堪的冤家。他的故事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对于他，我有的只是崇敬。我们是爱好文学的朋友，是水阳老乡，也是忘年之交。

　　农民故事家陈金顺，从少年时代开始涉足文学创作，至今已辛勤笔耕近30年，写作并发表了三百余万字的作品，可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十分朴实的农民！正因为此，他心中时刻装着和他同样的人群。他通过故事作品中的人物为他们说话，并表达着与他们相同的喜怒哀乐和心声。为此他创作出的故事无不充满了传奇色彩，并深深为人们所喜爱，也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而这从另一方面，亦印证了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侠义肝胆，以及他的成熟与不足。在我看来，陈金顺就是这样一位宣城籍的故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