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用拳头和皮鞋深挖“内人党”
开展挖“内人党”运动的政治背景
解放前，内蒙确有一个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其矛头针对日寇，争取内蒙古人民从日寇铁蹄下解放的斗争。
1969年4月，包院在军管会领导下，在院内展开了深挖“内人党”的运动。当时传着一个荒诞的说法：“现在的共产党员，白天是共产党，晚上却是‘內人党’。”
运动一开始，那些在文革中竭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积极分子便积极赤膊上阵。他们散布：“內人党发展对象，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再便是一般干部”的輿论。当时我已被从牛棚释放回家，忽然有一天又被抓了回去，关在单身宿舍一楼间的一间紧闭室內。这里己没有了牛棚內的那些规定，但不能回家。
每天深夜十二点，电力科造反派解凤和将我押送到电力科办公室。那里有三位积极分子：段玉玺，周乃震，王知法等候着。
我刚走进办公室，他们四人便不由分说，上前先是推推搡搡，紧接着便是每人都大显他们的能耐：有的用拳头专打我双臂的大关节，有的用木棍敲打我的前额。拳打脚踢，打得我昏天黑地，打得我站不起来。
我真没想到这些知识分子居然也如此凶狠。有的将我的手一边扭着转，一边往后背扳。四人中，除解凤和外，其他三人都出手不轻。而段玉玺还是名共产党员。从半夜十二点开始，打到下一点，他们打累了，回去休息，留下王知法一人，继续用拳头捶我的左臂大关节。打完后将我送回禁闭室。
白天写交待，半夜十二点再将我接到昨晚的刑讯室，连续打了三天。每次不少于三十分钟。三天的折磨使我每到晚上便感到恶心。一天夜里，我刚进入刑讯室，我便将晚歺吃的粥全部呕吐出来。这时我看那几个貌似个人，却能像凶神般打人的这几名造反派，心中真有了恶心的感觉。
不知什么原因，形势突变。1969年5月，我正躺在“紧闭室”床上休息，忽然得到通知说：你可以回家了。我赶紧卷好铺盖回家。
陆洁见我被释放回家，悲喜交加。那时我俩感到，我的命运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已的手里，但放回家总比被架走关起来不让回家强。但她看到我，仅仅过了一年，我己从一个活蹦乱跳的健康人被折磨得脱了人相。我那时全身浮肿，脸部胖肿，腹部鼓起，腰围增加了六寸，食量减了近半，且腰围刺痛不己，双手己不能抬起，左右上臂大关节酸痛，手指抬不到能触摸到自己头发的高度。我心想：这些成果都是那些私心重的所谓积极分子贯彻文革极左路线的战果。
我和妻子陆洁两人，抱头痛哭。陆洁说 今后什么也别指望了，你能当上个工人就不错了。同时陆洁到处寻找能冶我气臌症的医生，其他外伤则需单治。文革期间，在关在牛棚和禁闭室內一年多的日子里，我亲身体验到了失去自由和被人迫害、羞辱的痛苦。
冶金设备科汤松如工程师的遭遇
汤松如工程师被关进牛棚后，一直被一些特别革命、特别左的民兵，如王成斌之类训斥。他们给他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将汤划进“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的范围。
汤仅单身一人在包院工作，因此进牛棚后，他的处境比我困难多了。工宣队入驻包院后，牛鬼蛇神的遭遇恶化，批斗中开始出现动手殴打的现象。付总马修文被批斗后回室时，头发零乱，相当狼狈。有的人还被拉到包钢厂內，接受工人群众的批斗。
我院上自张建仁，下到我这个付总工程师，都只在本院范围內批斗。但不知是那方面的主意，汤松如除在科內批斗外，竟被送到包钢厂内去斗。一天下午，他又被拉走去接受批斗，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被送回来。这时我们得知他是被工宣队送包钢厂內接受工人批斗了。
平时他、谭总和我白天都坐在同一个桌子，边反省边看毛主席著作。这次他回来后，最初我看见他右眼眼眶似乎在流血。后来我注意到，他用手在按他的右眼，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右眼珠竟掉出来了。他用手是想将右眼球推回并稳住在眼眶內。晚九点，大家都得躺下睡觉。
第二天，汤松如在牛棚內呆了一整天。这天，牛棚内很安静。晚上，我睡到半夜时被屋里一种声音吵醒，我听到屋里有人在大声喘气，喘气声由轻趋重，一声接一声。不久，喘声转哼声，声音越来越轻，直至没有声音了。我不清楚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件。在屋外值班的民兵最初没动静，可能在打磕睡，没听见。待他们被惊动后进屋来时哼声己趋平静。我听到他们说：“不好，汤松如自杀了，血流了一地。”
他们俩赶快跑出去，一会儿找来了医务室的崔大夫。她是被召来抢救汤松如的，她带来的可能是止血用的针剂。我听到她用金属钳子击破玻璃并时发出的声音，同时我又听到她的手在发抖，玻璃并发出得、得、得，的声音。我不能睁眼，只能装睡，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动不动地躺着。不一会儿我听崔大夫同民兵说：“不行了”。
接着，院党委书记朱言和军管会李主任进来，看了看说：“已经死了，快抬走罢。” 接着进来两位民兵，一起将床连同汤松如的尸体一起抬走了。这时约是下半夜一、二点钟。此时，我再也不能入睡，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装睡了。
早上起来看到，地下的血迹已被擦洗干净，屋里仅少了一个汤松如和他睡的床。此后，谁都不再提汤松如的事。
事后我得知：汤松如头天在包钢厂內挨斗时被打，打得很厉害。我能看到的只是他的左眼球被打出来的事，至于身体被打成什么样，就一点也不知道了。他被斗的第二天早晨，向民兵要了刮胡子刀架和刀片，刮完后将刀架合还给了民兵，但他却留下了刀片，民兵没经验，没检查就收下了。
当晚半夜时分，他用刀片将手腕的动脉割破，动脉鲜血流了一地。终因失血不止而死。
我回家后陆洁告诉我，汤松如的父亲确是地主。父母去世后，由她姐姐管理收地租。姐姐后来去了美国，让汤松如代收地租二、三年。解放后，土地归公。他姐姐之后一直未回。汤死后，他姐姐曾来包院找到党委书记朱言，要讨个说法。但人己死去，怎么处理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姐姐带走了汤的骨灰盒，仍回了美园，此案不了了之。
汤松如之死，令造反派的革命群众看到了文革的严重后果。包院平静了，留下的创伤只能靠时光来逐步修补。后来那些在文革中跳得高的积极分子，有的后悔不已，有的如段玉玺之流，死不认帐。有的如周乃震，一位在挖内人党时大打出手的积极分子，因自责心理负担过重，不久去世。
文革中，仅包院一个单位，就死了好几位。保卫科科长李信，文革开始后不久，便在家中上吊自尽，原因不明，当时没有一张提及他的大字报。接任的保卫科付科长，文革中患癌症去世。原行政科科长董振国，得脑溢血去世。
文革后、陆洁告诉我：我关进牛棚后，她的同亊都离她远远的，唯恐也被牵进去。好像在她周围洒了一圈药水似的。她对我的前途也十分担心，因此也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