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丁玲的风雨人生（7）
肖克汤原晤丁玲
肖 克
肖克湖南省嘉禾县人，年青时就上了井冈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
1958年，肖克将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错误批判后，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掉了，降职到农垦部当了副部长。1962年10月，肖克到北大荒的国营农场检查工作，来到了合江农垦局下属的汤原农场。
那是一个寒风凄凄的清晨，肖克听说丁玲就在汤原农场，就向有关的同志问起了她的情况。农场的同志告诉将军，丁玲在这里当文化教员，别的事情她都不肯做。肖克说：“哦，她在这里呀，那一定要见见她！”
他们在延安的时候就相识，又都是湖南老乡。
那时候他们多年青！肖克被人叫作“白袍小将”。但他可不是小将，他是赫赫有名的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丁玲对他是很崇敬的，她还专门来采访过这位年纪很轻的将军。
后来，肖克到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丁玲也到了那里，他们还在一起谈论过抗日中的文艺问题。
谁会想到两个人在汤原农场又见面呢？
这次相见后，肖克写下诗一首：
冰封雪冻嫩江寒，相见同惊两鬓斑。
共历风波差一字，别时频频语犹难。
“相见同惊两鬓斑”。是啊，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丁玲握住将军的手，连声说：“老了！老了！”
这既是叹自己，又是叹将军。岁月不饶人啊。
肖克说：“你也显得老了。”
丁玲说：“我本来就大你四岁嘛！”
好多年不见了，应该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容他们说什么。
“共历风波差一字”。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丁玲被打成了右派；一年后，肖克也因“教条主义”被打倒了，也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的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都被撤消了。与他同时挨整的还有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整他们的主要角色也是湖南老乡彭德怀元帅，时任国防部长。
丁玲和肖克，一个“右派”，一个“右倾”，只差了一个字，他们都经历了坎坷的人生。
在那个飘着雪花的早上，肖克要离开农场，准备登车了，只见雪中跑来一个人，他以为是谁呢，近了才看出是丁玲。他的心里很是感激。这么大的雪，她还跑来了。肖克和她握握手，就上车了，他看见她的眼里有好多话要说，但又不能说。他自己也有许多话要说，更不能说出来。只好用“多保重”这样的话来相互告别。
肖克上将写了一部名为《浴血罗霄》的长篇小说，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
肖克将军写的这部长篇小说从落笔到出版，历经51年；他则从29岁的青年变成80岁的老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都罕有他例。肖克能在戎马生涯之余挥洒文采，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有很大关系。肖克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有人以读书、教书为业。投笔从戎之前，他也在师范学院读书。即使在投笔从戎后，他仍然喜爱文学作品，不但自己读，而且为报刊写了不少白话诗、散文、小说故事等。西安事变后，肖克率部从甘肃镇原进军陕西三原。在此期间，第一次读到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激动不已。此后不久，在同一位作家谈到《铁流》时，肖克感慨地说：“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那位作家却惋惜地说：“可惜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想到自己经历的战争，比《铁流》描绘的更加丰富、生动，肖克于是萌生了写一部类似小说的想法。不久，他将这部构思中的小说命名为《罗霄军》
创作这部40多万字长篇小说的初稿，前后花了肖克两年多的业余时间。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危亡之际，戎马倥偬之余，肖克的业余时间是很紧张的。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在夜晚写作，而在白天，日军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常常前来侦察轰炸。这时候，肖克就搬个小凳子，在村外山坡上一坐，平心静气地开始写作。任凭敌机轰炸，他自岿然不动。
初稿写成后，肖克又几次修改，稿纸攒成厚厚一摞。直到1985年，肖克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抽出时间，再次修改这部小说。1988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这部经历51年漫长创作过程的小说，终于以《浴血罗霄》之名问世。
丁玲回到分场好久，一次徐旬出差路过林虎时，见到了丁玲。在徐旬的印象里，丁玲是位不肯多说话的“女当心”。但是在她听到徐旬调侃嫩北门泸河旖旎独致的风光时，插问了好多话。特别是谈到水文站的丁宁夫妇时，她兴趣盎然地笑道：“想不到在千里荒原中，还有位姓名近似的同姓本家。”
在徐旬的劝说和左弘的鼓动下，第二天，丁玲果真和徐旬一起来到场部。徐旬又从分场找了辆马车，载着她径直往门泸河驰去。
长达30多里、人迹绝无的坡子路上，只听到车老板不断挥动响鞭的呼啸声和“轻脆”的马蹄声。走近了小兴安岭的支脉，见到绵延黛青的一个山头，满坡遍野黄灿灿的金针花，丁玲竟旁若无人地唱起桑干河边流传的民歌来。她说，今天自己真有福分，享受到了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想也想不到的宁静。
门泸河是嫩北人眼里与世隔绝的天地。所谓“水文站”，只有三间泥墙的茅屋。丁宁是站长，下属唯有自己的丈夫。他俩见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高兴得不知怎么好。
丁玲却一直打招呼，自己是“臭气熏天”的知识分子，一个甘愿接受“再教育”的普通女人。女人见到女人，本家长本家短，讲得投机，说得开心。
下午走到门泸河边，丁玲和丁宁同乘一只测量水位的小木筏，环观这乌苏里江下游“桃花源”的景观。她发现水下奇迹：一队队大头马哈鱼，胆大无忌地随船而行，有一条大头马哈鱼竟跃身跳起了丈把高!丁玲大吃一惊，身体失去平衡，掉下了河。
听到丁宁的呼救，丁宁的丈夫急急忙忙跳下水……
丁玲上了岸，浑身湿淋淋，也不想换衣服。她百感交集地说：“有惊无险，趣味无穷。我能有一天似鱼一样，自由自在畅游，一定再写一部《太阳照在门泸河上》……”
回到屋内，丁玲又自言自语地叹道：“人不如鱼，人不如鱼啊!”
那晚主人留饭，桌上几乎全是用鱼做的菜，丁玲却尽挑腊肉干和猴头菇吃。问其原因，丁玲讷讷地笑了：“我平生最爱养鱼，今天却为鱼溺水，就没有兴致吃它了。”接着，她又意味深长地解释：我在门泸河碧波中，突发了变成一条鱼的奇想，试想怎么能自己吞吃自己呢?
丁玲在此住了一夜，翌日向主人告别时，真真挚挚地说：“好羡慕你们有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能为社会多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如果我也能拥有，溺水千次都无怨无悔……”
1962年，李灵源专程去北大荒汤原农场看望丁玲，见到曾经如日中天的妈妈住在遍地是鸡粪的养鸡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政治问题也不知道何日才有个了结，她的苦难何时才是个尽头呢?丁玲却对儿媳李灵源说：“我是一个作家，当然认为写作是我的事业，但我现在没有创作的权力了，党叫我干这些事。既然只能干这些事，那么我就一定把它做好，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她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我在自己心里，我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丁玲一次特殊的“表演”
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经做过“明星”梦，想去上海当演员，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30年代，丁玲在延安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期间，终于有一次登台的机会，在一部宣传抗日的独幕话剧《王老爷》里饰演一个八路军政工干部。戏虽不多，但她有点紧张，差点忘记台词。那晚，毛泽东也是她的观众，看完演出笑道：“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
到了“文革”中，丁玲以“牛鬼蛇神”之身，又有了一次表演，那是一次特殊的“表演”。
1964年12月，丁玲和陈明在农垦部长王震的安排下，从汤原农场调到宝泉岭农场，住在招待所的底楼最后一间。生活有所改善。
那时陈明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丁玲的右派帽子没有摘，虽然王震做了很大努力，农场方面也写了许多要求为她摘帽的材料，但是北京方面始终不允。“文革”开始后，丁玲自然逃不过去，造反派勒令他们搬出招待所，住到条件最差的八委去。
丁玲他们住的那一间草屋，只有7平方米，泥沫的墙，土夯的地，一铺土炕占去了一半。虽然外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丁玲却能“躲进小楼成一统”，随遇而安。
但是风声越来越紧，这种脆弱的“安宁”终于被打破了。一群群的造反派开始闯进她的茅草屋，翻箱倒柜……要她“老实交待问题”……
1966年的一天下午，丁玲坐在炕头上读书，忽然闯进来两个中学生，戴着红卫兵的袖标。这两个孩子丁玲都认识。她看见是两个孩子，并不害怕，也不紧张，客气地让他们上炕坐。一个孩子忽然有些羞涩了。丁玲在心里笑了，想：第一次来干这种事情，他有些为难了。她很理解他。另一个孩子比较大胆些，对丁玲说：“出来一下！”
院子里站满了红卫兵，都戴着袖标，表情很严肃。丁玲心里明白：“要有事了！”丁玲先开口了，说：“我要上厕所！”学生们让开一条路，让她过去了。
从厕所出来，她看见学生们有了变化，有人捧着一个碗，有人拿着一枝笔，上面蘸了墨水，等在那里。丁玲明白了：“他们是要让我‘演戏’。”心里反倒踏实了。
丁玲见他们只是拿着笔，并不动手，心想，大概他们是不敢动手，便主动配合，把脸仰起来，给他们画，心里却一点都不害怕。
学生们在丁玲的脸上涂满了黑墨，又给她挂了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大右派丁玲”，闹闹哄哄地围着她，走出了院子，拉她到文化宫门前的广场上，游街批斗。
红卫兵们让丁玲交待问题，丁玲没有什么“交待”，却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她一喊，造反派们也跟着一起喊。她喊“毛主席万岁”时，还有许多人鼓掌。
陈明上班的地方就在文化宫的楼上，他惦记着楼下挨斗的丁玲，可是却不能去张望。办公室里，许多人凭窗探出身子去看热闹，议论着批斗现场的情况。陈明只能竖起耳朵，捕捉着人们的每一句话，听说没有武斗，没有打人骂人，还把批斗对象送回了家，他才放下心来。
下班时间到了，陈明飞快地跑回他们的小院。屋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陈明有些心慌，他担心丁玲出了意外。推开屋门，只见丁玲躺在土炕上，脸上盖了一条白毛巾。听到陈明的声音，丁玲掀开毛巾，露出那张被涂黑的脸，平静地说：“我就是要留给你看看，他们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子！”
丁玲慢慢坐了起来，向陈明讲述红卫兵揪斗她的情况。陈明说：“我在文化宫楼上，真为你捏着一把汗，怕你想不开……”
“怕我自杀？我才不会那么傻呢！”丁玲笑了起来。
对丁玲的批判斗争也逐渐升级，丁玲在北大荒被到处游街示众，横遭批斗，低头弯腰，搞“喷气式”，随叫随到。批斗以后，就去打扫厕所、掏粪，接受监督劳动和“群众专政”……
1968年夏，丁玲被单独关押在“牛棚”长达十个月，到1969年5月才被放出来，接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
隔离期间，丁玲的母亲去世，一双儿女被迫与她断绝往来，在她身边的唯一亲人只有陈明。然而近在尺咫，却不能相见，这又是何等的痛苦！
1970年4月3日半夜时分，沉睡中的丁玲被灯光惊醒，睁开疲惫的双眼，炕头围坐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坐起来，镇静地穿好衣服，穿上鞋。这时，两个女兵向前，给她扣上手拷。这时的丁玲不但不害怕，反而轻松了：“啊，是救命的来了！”她在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名后，便被押上了汽车。与此同时，陈明也借她的“光”，被捕了。他们被押回北京，关在秦城监狱。 丁玲 陈明出狱后合影
丁玲进监狱后，只有过一次审讯，要她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她了。
丁玲进狱后思念的是陈明。其实，陈明就在她对面的一幢灰色大楼里，与她一起坐牢，也一样地在思念着丁玲。
陈明在秦城监狱生活了一段时期，才开始受审。可是审问他的人并不提问题让他回答，而是让他自己讲，交代自己的问题。于是陈明就讲自己的历史、家庭、学历、参加革命活动的经过。讲着讲着，坐在桌头作记录的那个女的，突然把桌子一拍说：“你不要评功摆好!”陈明便不说话了。另一个人说：“你把你说的写出来!”并且交代陈明：“发给你多少张纸，就要交回来多少张，废纸也得交。钢笔、墨水一会儿给你，你去写吧!”
陈明写材料写了十几二十天，写好后交了上去。隔了好些时间，他又一次被提审。这次只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没有提问，只是从他上交的材料中抽出几页递给他说：“这些不能写!”让他当面撕掉。原来他写的这部分，是1936年在上海看到蓝苹的事。陈明把递过来的纸撕了，并把碎纸交回给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一个人开口说：“你只写了你自己，还没有写别人呢!”陈明说：“你们没要我写别人啊。”他心里明白，是要他写丁玲。回到牢房，他便开始写丁玲。他把关于丁玲的材料交上去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应。
1975年5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丁玲和陈明很快获释。
5月的一天，管理人员打开牢门，把陈明领到一间稍大的房间里，让他坐在对面的圆凳子上，长桌后面坐着工作人员，桌后还有五六个人，气氛比较轻松。工作人员向他宣布：“中央决定将你释放。对你不提问题，也不定问题。”听到这里，陈明脱口而出：“丁玲呢？”那人回答：“丁玲，没有发现新问题，在狱中态度好。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有病，中央决定不再分配工作，安排她到山西省的长治，每月给80元生活费，国家养起来。”
陈明还在迟疑，那人接着说：“你也到长治，你们两个一起。长治在山西，不是陕西。恢复你在农场的工资129元。你的具体工作，到长治后由市委决定。”
这年11月3日，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丁玲夫妇早已到了山西。
丁玲比陈明早一天到山西长治市的璋头村。当陈明爬上老顶山的半腰，走进这有近五百户人家的村子，看到丁玲迎上来时，心头一热，急步冲上去，紧紧拥抱着妻子。从1968年6月到1975年5月，两人整整离别了七年之久。他们流泪，他们欢笑，互相擦着重逢的热泪，庆贺这劫后的重逢。
1978年1月，儿媳李灵源带着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小延从上海到山西农村，与流放在那里的丁玲一起过春节。丁玲显得异常高兴，虽然她已两鬓白发，容颜苍老，但说话的声音依然爽朗，眼睛依然奕奕有神，只是目光中有时也会泛出抑郁的神色。丁玲不止一次地对儿媳和孙女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全家团聚在一起。”这是她多年来的期望。
1979年，丁玲和陈明重返北京后，丁玲重新拿起了笔，以惊人的速度写作，仅1979年一年就写了近十二万字的作品。
1984年8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终于作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翻了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重申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丁玲到昆明来，到胜利堂观看演出，作者见到了这位瘦小个儿、头发花白、精神矍乐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