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签署一揽子减税方案，将布什时代开启的全民减税优惠再延长两年，同时将美国社保税税率下调一年，将政府救济失业人口的期限延长13个月。

对于当前脆弱复苏的美国经济而言，继续实行减税显然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一方面，美国经济至今未能摆脱低增长迷局，11月份美国失业率更是意外增加了0.2%，重新回升至9.8%；另一方面，美国不存在通胀压力，根据美联储11月初公布的利率政策会议纪要，美联储的研判是，在2013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美国的通胀水平都不会超过2%。

面对这种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情况，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看，最适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的“双松”搭配。在美联储保持零利率货币政策和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辅之以减税等宽松财政政策，将加倍扩张经济产出。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这项耗资8580亿美元的延期减税计划或许是徒劳无益的，充其量只能将美国的财政赤字再一次推向新高；甚至有人将它形容为奥巴马政府与共和党议员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因为奥巴马未能彻底贯彻他此前提出的“为小企业减税、向富人加税、为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三原则，对富人非但不加税，反而邀请他们也加入到狂欢盛宴中来。

但总的来看，延长这项减税方案，对于身陷困境的中产阶级和穷人来说，仍不啻是雪中送炭之举，凸显出以人为本和民生为重的执政理念。更不必说，持续推动减税，将有助于提振美国居民的消费信心。

而在中国方面，根据媒体披露，“十二五”期间，也就是今后五年，中国也有可能大规模实施减税。但众所周知，一项计划从纸面到付诸行动，总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君不见，就连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议在有识之士呼吁多年后也被一再拖延。

一些研究早已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流动性约束”，也就是可支配现金不足，这是造成目前中国低消费和内需迟迟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从此意义来讲，减税可以被看作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之一。

表面上看，中国今明两年将承受较高的通胀压力，似乎不宜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与美国一样，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也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继2009年和2010年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仍将锁定为“保八”。因此，在采取包括提升准备金率、加息、信贷控制等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可兼顾控制通胀和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双重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明年收紧利率，其负面影响将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房贷、股市等传导到弱势群体。而减税正是纾解民生压力的直接途径之一。

但在减税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应坚定执行“结构性减税”方针，确保有减有增，避免出现类似美国的“全民减税”运动，让富人搭了减税的便车。特别是，在大幅削减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税负的同时，应当尽快开征房产税，打压房产投机泡沫，抑制通胀加速，这相当于从另一个侧面保护公众的财富不被高房价和高通胀吞噬。

第二，减税的好处要能让公众感受得到，要以透明、量化的方式公之于众。2009年，尽管中国号称减税5500亿元，但像笔者这样的普通大众其实很难切身感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完善新企业所得税法、继续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继续实施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继续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继续实施降低住房交易税收政策”等九大减税项目中，大多数与中低收入阶层并无直接关联。

反观美国的减税，则往往有着清晰可见的减税受益目标。以2009年初奥巴马提出的一揽子减税方案为例，他明确宣布为个人减税500美元，为夫妇二人家庭减税1000美元，并采取税收抵免的形式，这样企业可以直接为员工少缴税，比“先征后返”的方式更为快捷。这种保持政策透明度的思路和做法无疑值得中国效仿。

第三，在减税的同时，须大力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以利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于减税，中国财政当局内心其实是存在抵触心理的。一说到减税就要哭穷，理由是减税会加剧中国财政收支的紧张局面。但事实上，浪费严重的政府驱动型投资和日益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特别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才是财政负担的更大来源。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报告显示，1978年-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年均增长19.3%，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支出13.7%和GDP年均15.6%的增速；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18.3%。
 
长久以来，美国政府擅长于减税，而不愿意代替私人投资；而中国政府习惯了大手笔的公共投资，却对祭出减税政策表现得瞻前顾后、首鼠两端。事实上，减税和公共投资各有优缺点，正如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中美两国在财政政策上相互学习对方的成熟经验，取长补短，增益其所不能，最终双方都将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