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写了好几天了，真想在这个双休日里抛开那些思索和思索后的烦恼清静一下；可是不行，一大早的新闻中，有关山西阳泉警匪帮的报道又让我欲罢不能、不说不行了。事情可能读者们都知道了吧：
    目前，公安机关已将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原队长关建军及其弟关建民等45人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非法采矿罪等20余项罪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自1997年以来，该组织开设赌场、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大肆攫取国家资源。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搜集、整理出涉嫌违法犯罪的书证、物证一千余件；提取、收缴的凶器中，各种砍刀、刺刀100余把，镐把、钢管等70余根，仿六四钢珠枪7支、猎枪1支、弩3支。专案民警抓捕了56名涉案成员，查明该组织10余年来制造违法犯罪案件46起，冻结该组织资金2.59亿元；查封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扣押车辆30余部，其中关建民的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840万余元。此外，还扣押了大量的金条、银锭、玉器、首饰、文物收藏品、名表等奢侈品，查封了阳泉犬业协会、南苑天露、花贺天地等多个经济实体。据悉，到落网前，关建军名下资产高达数亿元。
    我先要给读者们说一个小插曲。我在早新闻里听说是阳泉，上网搜的时候错写成了阳朔，没想到搜索显示阳朔也有一个黑势力团伙。2010年１月２7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当地２９名黑恶势力成员通过暴力手段垄断水果货运市场，非法牟取巨额经济利益，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因此分别被判处１年至１６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这种偶然和巧遇让我想到了一个很经典的笑话：说是在深圳，一块砖头掉下来砸到了10个人，其中9个是经理，还有1个是副经理。我心说：如今的中国，这种遍地开花的现象，不仅仅是说商人也是说贪官吧？
    50多个人，14年的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地，敛财几个亿，一辆轿车近千万，仅在京城就有27套房产；没有意外、没有震惊，只有麻木、只有无语。我终于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物极必反了，缓过劲来之后，是一连串的疑问：
    一、与此案的规模性质和恶劣极致最可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先前的重庆打黑风暴了吧？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必然：重庆黑帮中的黑老大文强也是一个司法背景的人物，曾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被捕时是重庆市司法局长；阳泉黑帮中的黑老大关建军捕前是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联想到2002年发生在武汉中院的包括当时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和副院长胡昌尤，以及副庭长3名、审判员7名、书记员1名共13名法官的集体贪腐案，和今年初由浙江省高院立案第一庭原副庭长潘华山的杀人碎尸案引起的，导致浙江省高院原副院长童兆宏在其办公室内畏罪自杀，并涉及多名浙江省高院高级法官的群腐案，还有今年轰动一时的湖南凤凰古城发生的有交警参与的逼奸少女致其跳楼死亡案件等等。我们不禁会想了：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人员，为何会背道而驰地以身试法、知法犯法、贪赃枉法和无法无天呢？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高级司法人员从执法走向犯法，甚至成为法律最重点打击的对象——黑恶势力的当家人呢？这是不是又一个领域的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的表现呢？
    二、阳泉案的告破不能给我丝毫的欣喜和欣慰，这个黑社会组织居然招摇过市地存在了14年，是什么让我们经过了漫长的14年等待，在放任黑恶势力招摇过市、为所欲为、疯狂敛财和欺压百姓等罪大恶极的行为肆虐了14年之后，这正义的铁拳才在百姓们的急盼、苦盼、泪盼和祈盼中姗姗来迟呢？难道当地的公检法队伍、政法委队伍、纪检监察队伍和党务行政队伍在这14年里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和职能下应有的反击吗？是什么让我们在揭开了一个黑盖子后所发现的不仅是一线一片的黑还有成群成堆的昏呢？如果我们所谓的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权力机构，在黑恶势力面前是那么地微弱、虚弱、羸弱和懦弱，是那么地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唯唯诺诺和浑浑噩噩的话，有关部门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我们国家机器的病灶出在哪里了呢？是材料选错了呢，还是操作者的力不从心呢？打黑除恶不应该是搞运动，想起来了一阵风，刮过之后无影踪；我们的法治震慑力怎么样才能保持经常化和平常化，长久化和长态化呢？黑恶势力常有而打击则不常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太不正常了；是不是将两者倒过来，才显得更正常一些呢？
    三、肩负着维护国家内部平安和百姓安居乐业之重任的司法人员，也是作为社会公平正义之化身的司法人员，我们国家是怎么予以选拔任用和提拔监督的呢？是不是我们在司法外的党权、政权和在司法内的法权、职权同样都没有给予法律完备意义上的环环相扣的监督，才导致了这种当权者和执法者为所欲为、骄横跋扈、横行天下和独霸一方的现象呢？
    四、阳泉黑案中说到了他们对房地产公司的操控和一掷千金的北京购房行为，这难免会让我们想了：这些年，我们国家那些世界顶级价格的豪宅，除了卖给阳泉黑帮之外，还卖给了别的什么黑帮，或是别的什么财路不清、钱路不明的人呢？要不怎么会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倒着数，而房价的高昂水平却在世界上正着数呢？是谁的黑心、谁的黑手、谁的黑钱和谁的黑权，推高了房价，让本应该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房子成了少数权贵和黑贵们的超级享受；此类黑势力参与和保护下的房地产企业，在我们国家除了已经揭开黑盖的阳泉黑帮等之外，还有哪些人、哪些官和哪些帮应该对号入座呢？
    最近的一个有关蘑菇质量检测的小故事很发人深思：北京的一个小学生在一位博士的帮助下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进行了自行检测并公布了检测结果，孩子认为百分之九十七的受检蘑菇都被荧光增白物质污染了；而稍后的北京市工商局的市场蘑菇检测则正好相反，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七；这个故事的高潮不在于小学生PK工商局，而在于又一个百分之九十七的出现，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七的百姓面对着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选择相信小孩子而不是工商局。是因为这孩子让人想起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唯一说真话的孩子的缘故吗？如果是，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百姓们由于听到了太多来自于官方官员和官媒的胡说八道和招摇撞骗之后，产生了“狼来了”故事中的极度不信任心理呢？这难道仅仅是对市场上蘑菇的看法吗？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这样以来，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政府和官方的公信力是怎么失去的呢？它和阳泉等官腐群腐案的泛滥成灾有没有因果关系呢？这种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国家公信力又该如何找回来呢？国家的官话如果都被当成了屁话，是不是就是国歌中所唱到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的突出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