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乡村社会关键词》的关键词

刘燕舞※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贺雪峰教授新著《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①]（以下简称《关键词》）描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变”的图景。该书自序中一开篇便说“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②]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巨变”可谓是这部著作的“关键词”。

一、制度之巨变

2000年以来，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制度之巨变。

自2001年伊始，农村税费改革开始铺开，至2006年，国家做出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战略决定。自此，中国乡村社会告别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这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历史之巨变，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则其巨变的色彩与视觉冲击更为直接、直观。取消农业税后，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惠农制度或政策也开始陆续出台，如粮食直补、低保、农机补贴、新农保、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积极的城市化战略等等。

在《关键词》一书中，贺雪峰教授虽没有列出单节讨论制度之巨变，但从贺雪峰教授的行文中，已经可以看到制度之巨变对农村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以农田水利为例，取消农业税以前，修建于集体时代的农田水利设施一直带病运行，但因为有农业税费作为杠杆调整，农田水利业就一直不至于走向崩溃。然而，取消农业税后，集体和国家都退出了小水利，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农田水利迅速崩溃，以致人为的自然灾害不断上演。比如，集体时期的公共堰塘，在取消农业税后加速了其被个人霸占的局面，由此形成很多“堰中堰”或“格子堰”，好好的一整块堰塘因此被切割成无法灌溉的小块水塘了。贺雪峰教授在谈及这种情况时分析说：“刚开始时有人到公堰中挖洞子，想来也是试探，是心中不安的，但他挖了洞子而竟然没有人阻止。”原因就在于“当前农村村民组长都已被取消了，一般村民谁会出面阻止？因此，村民就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觉得自己费了功夫挖出来的这口小堰是属于自己的了。”[③]为什么会如此呢？取消农业税之时，因无力靠财政来支撑村民小组长的存在（事实上可能也并非如此，而是不愿意罢了。），因此就取消了村民小组长。然而，村民小组长的取消，从制度上来说，可谓巨变，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真的彻底地从村民小组这个“熟人社会”里退出来了。制度上的这种巨变，使得在熟人社会里面缺少一个代表公的权威力量，由此，农田水利中大量公地悲剧的发生也就成了必然并在加速发展，以致加速推进了农田水利的崩溃。

这种制度巨变的实质是集体的逐渐解体，往更严重点的方向说是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遭到了破坏。因此，在《关键词》中才会出现农民很有意思的说法“自2002年单干以来”，为什么会将2002年以后称作是“单干以来呢”？因为在农民看来，此前因为可以收取共同生产费，村社集体就能够起作用，就能够统筹安排农田水利等生产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而2002年以来，村社集体丧失了这一权力后，集体的解体就变成了靠单一的农户经营，因而，农田水利出现最后1公里外是“国家的”，而最后1公里内却成了“农户个人的”，集体的位置缺失了。这在贺雪峰教授看来，作为灌溉的基本单元“村社集体的解体是当前农田水利的致命伤”，因此贺雪峰教授呼吁“必须要将村社重建为基本的灌溉单元”。[④]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断遭到破坏的这种制度巨变还不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上，甚至出现在基层组织建设等系列问题上。比如笔者此前提过的“村干部离村化、私人化、资本化、半官化与黑恶化”等系列问题，[⑤]这种制度之变的趋势使得与群众最接近的乡村干部由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干群关系紧张”状态变成了“干群之间没有了关系”的状态，显然，“没有关系”比“关系紧张”而言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二、流动之巨变

贺雪峰教授在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农民的流动尤其是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使封闭的村庄边界大开，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结构性力量快速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宗族、小亲族等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超家庭单位的瓦解，”[⑥]这种变化在贺雪峰教授看来是当前农村的第二大巨变。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巨变对乡村社会本身的塑造至关重要，它影响到了乡村生活的众多层面。

首先，以农民收入为例，因为这种流动性的巨变，使得农民的收入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工，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农”，收入构成的这种变化对农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对农民来说，仅仅依靠务农收入，或仅仅依靠务工收入，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消费主义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都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⑦]因此，贺雪峰教授进一步强调，“离开务工收入，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农民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同样，若没有农业收入，仅仅有务工收入，农民就不得不用打工收入购买各种生活必须品，就不得不压缩各种社会性支出，就不再有能力购买表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奢侈品，就有可能落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底层。当然，这样的家庭就更加没有能力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⑧]也正是基于对农民收入构成的巨变的把握，贺雪峰教授在书中多次质疑激进的城市化战略，因为将农民诱惑进城市后，一旦缺乏务农收入作为支撑与互补，那么，当国家经济再次碰到类似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农户在城市生活就会陷入困顿，而想回到农村时，却又因为作为务农收入来源的“土地”早已不再，如此一来，几亿农民的生活怎么办？农村社会还能否承担得起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由此，贺雪峰教授充满感情地指出，与激进的城市化战略相比，一定要让农民能够在进城后还能保有在农村的土地，让他们在遭遇困境的时候还能回得去，他认为农民“回到过温饱有余的生活当中的权利，是中国农民应该享有的最基础的人权。”[⑨]

其次，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巨变还改变了当前农村的家庭结构，使得当前的农村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分家的不分家”与“不分家的分家”的现象。所谓“分家的不分家”，就是指父子之间虽然在财产上分家了，但因为子女外出务工流动，将孩子留在家里给老人带，且因为老人要帮外出务工的子女带子女，于是父子之间财产上也就不会过于泾渭分明，等到过年时，大家回来一起吃住十天半月然后便又踏上外出务工的征程，由此，这种看似分家了的家庭形式，实际上仍然是合在一起的。而对于“不分家的分家”是指虽然父子之间在名义上并没有分家，但双方财务完全独立，对于子女而言，他们平时表现更多的是年节期间回来“啃老”，也即所谓“赚自己的，吃‘公家’的。”这两种形式的分家在全国众多农村都广泛地出现了。因此，贺雪峰教授感慨“当代中国是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什么叫做分家，如何定义家庭结构，显然是个问题。”[⑩]

第三，流动之巨变还改变了传统的婚姻构成，扩大了通婚圈。改革开放初期以前，农民基本束缚于村庄和土地上，正是因此，农民的婚姻圈一般也就维持在周围十几里的范围内。然而，当流动加剧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务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婚姻圈扩大到了全国甚至更大。青年男女在务工的生涯中无疑是比较单调的，特别是流水线上的生产工作，单一乏味。青年们又远离家乡，容易有孤独感。因此，“在工厂劳动和休闲期间，因为劳动和娱乐而产生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一旦萌发，即会熊熊燃烧，浪漫爱情的力量完全超越了家庭条件的差异，也超越了其他现实考虑。”所以，“跨省婚姻开始大量出现。”[11]然而，这种变化一方面在缓解当前农村光棍现象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跨省婚姻的成本问题。青年男女们刚开始时是在工厂生活之余寻求的浪漫，而一旦成婚以后便必须要面对现实问题，文化上的差异尚且不说，仅仅是“回娘家”这一现实需求便特别考验跨省婚姻的稳定性。显然，大部分农民无法支撑一年一度的回娘家，因为一年一度就基本要花掉一个甚至两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因而，很多时候，只能几年回一次，而在这些考虑中往往容易引起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跨省婚姻的解体。如贺雪峰教授所调查的聚合村，“至少有3例生了孩子的外地媳妇跑掉。”[12]

三、价值之巨变

除制度之巨变与流动之巨变外，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当前乡村社会还出现了“价值”之巨变。贺雪峰教授说，“农民价值系统或意义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农民以传宗接代作为意义本源的价值系统受到现代性的全方位的冲击，且已与落后、封建、愚昧等负面词汇画上了等号，农民意义世界中的历史感被当下的现世利益所取代。一旦农民意义系统发生变化，构成中国农民数千年行为的基础即被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诸多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变。”[13]

那么，具体来说，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价值巨变到底是如何变化的呢？《关键词》一书中对农民的价值划分出了两种理想类型。一种类型贺雪峰教授将之称为本体性价值，一种类型为社会性价值。在贺雪峰教授看来，所谓本体性价值，就是指“关注有限生命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这种本体性价值“在传统社会中，最根本的就是农民对传宗接代的追求，对延续生命，不断香火的追求。”“一旦有了这种传宗接代的追求，当传宗接代不存在问题时，农民就会有更多的追求和更大的事业心，而一旦断子绝孙，人生就不再有希望，也不再值得期待，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现世的享乐就会变得更加重要。”[14]而所谓社会性价值，就是指“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在乎他人评价的层面，及在不服气的层面产生的关于人的行为的意义。”[15]价值之巨变在贺雪峰教授看来，主要就是本体性价值的衰落和解体，而社会性价值却大行其道。由此，当前乡村社会的农民越来越由原来有长远打算有宗教般的感情向现世享受追求转变，他们越来越不在乎人为何活着，而在乎如何活得痛快，更在乎表面的物质攀比与竞争，甚至将社会性价值的竞争也拖入到恶性的层面，如中部某些农村对财富伦理的嬗变，做小姐的不以做小姐为耻，甚至会将谁做小姐赚钱多作为竞争的标杆。

本体性价值的解体，使得价值之纲破裂了，纲不举，目自然就不张。由是，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不断上演着光怪陆离的现象。丧事上，人们本来应该慎终追远，寄托无尽的哀思的，却出现了狂歌劲舞，甚至跳起热辣的脱衣舞的现象。婚礼上，则出现“灰公醋婆”的闹剧，人们不断开着公公和媳妇各种性方面的玩笑，似乎人们越来越追求感官刺激和娱乐，追求新鲜。[16]不断上演的这些怪像因其缺乏内涵与内容，必定会在人们肆意的追逐中娱乐至死。当各种刺激的玩法均试过之后，伴随而来的则是各种文化、仪式的消逝，人们经过狂欢后进入宁静状态却并不是一种静谧的休息，而是像泄气的皮球一样，面临着生活中更多的空虚。

价值之变还引起了地下宗教的疯狂传播。因为人活着必定会要面临着对意义的追求。当众多社会性价值层面的狂欢追逐至死之后，人们开始又转而寻求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然而，原来的本体性价值作为封建、愚昧被打掉后，很难再恢复起来。因而，此时进入乡村社会的各种邪教、异端，如门徒会、地下基督教、东方闪电等等，就猖狂地回应了农民的需求。缺失本体性价值支撑的农民对之纷纷皈依。[17]

与此同时，当本体性价值解体，社会性价值由最初的疯狂追求到逐渐陷入混乱以后，人们的伦理观念发生严重变异，尤其以家庭伦理的变化最为剧烈。人们开始只追求“小家庭的幸福”或“个人的幸福”，由是，孝道不断衰落，家庭不断解体。因此，当前的乡村社会逐渐开始兴起一股老年人的自杀潮，以致出现贺雪峰教授书中所调查的某些地方的某些村子竟然几年来无一例老年人正常死亡的情况，[18]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年轻人的离婚高潮。有些地方的农村甚至出现笔者此前所说的，基于伦理的变异，家庭结构开始由核心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19]

四、方法之巨变

《关键词》除描述了当前乡村社会的“巨变”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巨变”是贺雪峰教授观察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法与视角的巨变。

2003年时，贺雪峰教授曾出版过一本类似风格的著作《新乡土中国》，[20]如贺雪峰教授自己所言，在那本书中他对当时的乡村中国做了一个静态的素描，以区别于费老描写的《乡土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乡土中国》当然也算得上是注入了“动态”的视角。但以理解当下的乡村社会而言，如他自己所说，“《新乡土中国》是我对中国农村首次的学术观察，这个观察可以说是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是一种静态的观察。”[21]而《关键词》则弥补了此前的这一缺陷。贺雪峰教授在《关键词》一书中，既有了时间，也有了空间，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的素描变成一幅“动态”的与“多切面”的素描。

从动态的时间上来说，贺雪峰教授力图在本书中为我们展示当前乡村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前文所述及的三大巨变：制度之巨变、流动之巨变与价值之巨变。从小的方面来说，则涉及多个题域，如《关键词》中所讨论到的“农民收入与消费”、“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婚姻与家庭”、“公私观念与公共空间”、“农民行动单位”以及“农民的理性与理性化”等等。

从多切面的空间上来说，贺雪峰教授自觉地以“区域比较”为基本方法，观察、比较和分析了不同地区各方面变化的不同特征，这在贺雪峰教授此前的《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书中亦有同样精彩的呈现。[22]同样，在《关键词》中，贺雪峰教授为我们展现了“巨变”图景下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素描。书中展示了贺雪峰教授足迹所到之处的各种有意思的现象，如辽宁沈阳、河南汝南、四川绵竹、湖北英山、湖北建始、湖北京山、贵州湄潭、湖北大冶、浙江奉化、江西赣州、湖北沙洋等乡村。[23]正是因为有了区域比较的视角，从而有了空间观念，从而就可以比较可行地展示中国这个巨型社会的众多差异。

当然，这些差异背后却同样遵循着相似的演变轨迹。如贺雪峰教授所说的，价值上由本体性价值向社会性价值的转变，村庄的开放度由封闭性向流动性转变，农民行动单位总体而言的超出核心家庭以外的各个单位的迅速解体等等。这些变化对于不同区域的农村而言，几乎均是共性的。

五、结语

《关键词》一书就是如此，它关注了当前乡村社会的“巨变”的图景，无疑，该书算得上是对当前乡村社会十分精准的动态素描。在有了时空观的观察乡村社会的方法巨变之下，该书对当前乡村社会制度之巨变、流动之巨变与价值之巨变进行了把脉。在这三种巨变的关怀下，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丰富的变动的乡村中国画卷。

借用该书扉页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这份真实而沉重的笔记体素描，将引领你重新审视我们的乡村和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