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II

随    机

 

※    黑  店

 

此书完搞，我和亲戚到武汉办事，在贵州省府贵阳住了一晚上，这是我第一次在贵阳住旅店。火车站招待所最便宜的房间每人每晚11元，因招揽房客的一位年近三十的妇女说她们家每人只收8元，为了占那小便宜，节约几元钱，我们四人随她前往距火车站两百米外的“银丰”旅社。

 

屋里坐着两个男人，一胖一瘦，瘦的三十多岁，可能就是房东，他先把我们的身份证（只有两张）拿去登记，然后拿价格表给我们看，一间两张床的房间50元，也就是每人25元，我们吓了一跳：“女主人原来不是说每人8元吗？为何要25元”？“贵阳哪有8块钱一晚上的？你要住8元也可以，在楼上走廊我带你们去看”。我想那8元肯定就是在走廊上站或坐一晚上的费用，我们不敢上去，也绝不会有好结局，打算不要身份证，离开那黑店了事，但房东挡住去路：“想走？没那么容易！我这房子不是修在这儿让你们来踩的，要走的话，拿手术费来”，“我们给你几块钱就是”，“你们已答应给手术费，那好，四个人每人25块，拿100块钱来”。房东愈来愈凶，妈的娘的乱骂，尽管我们有四个人，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甘愿认输，50元要了一间两张床的房间。

 

堂姐睡一张床，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被子又短又薄又脏又臭，那种气味就象几年前在牢里一样，“浸没在臭气的海洋里”。眼睛倒是没有受到厕所散发出来的氨气的刺激，但我一直想呕吐，只好把衣服盖住被子，有衣服挡住，那臭味要好消受些。他们都睡着了，只有我靠在墙上打盹，迷迷糊糊了两个小时，总算熬到天亮。

 

钱花去了，臭味闻够了，屈辱也受够了，想想那种种怨气，恨不得有个侠客把那房东劈成两半。

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是否有客人，在我们之后相同情形还有三次。一男一女同房东争了几句就上二楼去了；一个单身妇女问：“在火车站不是讲好了8块钱一晚上吗”？房东猛地提高嗓门：“8块？这地方你上哪儿找”？妇女不敢吭声，只好任他宰割；最后一次是两男两女，他们和我们一样人多势众，同房东争了许久，最后还是败下阵来，并且还要说几句好话。虎落平阳被犬欺，不管你是三人还是五个，他只有一张嘴你都不敢惹他，因为那一条街的前前后后都是他们的人。

 

女房东到车站去招揽，男房东在家等着强行要价——这就是他们的职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也许已经干了十年，也许已经干了二十年，他们还将继续干它几十年。未来的中国，他们一定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营生’使他们都成为百万富翁。

同事笑着说：“你不要贪那几块钱的便宜，去住高级一点的宾馆，就不会受到那番屈辱了”。言之有理，只要你有钱，他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当然不会有麻烦事，然而，能住高级一点宾馆的人毕竟不多。对于出门人，尤其是农民们（民工们），他们能有多少钱？他们的旅差费又不能报销，能节约一块就节约一块。这种经历会给人教训，可是马基雅弗利似曾说过：“只要你想骗，总会有人上当”。要是不与几个乡亲在一起，我会找朋友而不住旅社，要是多有点钱（中产阶级），人们也可能去住高级一点宾馆而不去住那些小旅店以致于被敲诈、被勒索，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也无法了解某一层次老百姓的生活。

 

这些故事往往只发生在低层的老百姓身上，尤其是出门的农民们。不知道贵阳城有多少那样的黑店，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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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诈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回到贵阳。在距客车站不远处，同去的堂兄背的背包不知是否撞落那小贩的袋子，小贩非要堂兄买那袋芭蕉不可。

那些小贩大多是进城谋生的农民，他们肩挑水果之类的东西沿街叫卖。在城里他们的地位可能是最低下的，但自以为比呆在乡村的阶级弟兄们优越，于是强吃弱、大欺小。我走过去问就知道小贩想借此敲一笔。小贩说：“袋子共六斤九两，三块五毛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准备拿钱给他，他却说：“是三块五一斤”！几个同伙也上来帮腔，我走到约十米远去叫巡逻警察，巡警知道后说了两遍：“你们走了就是了”。小贩看到警察后就说：“没有钱就算了”，我们才得以脱身。

 

89年六·四刚过没几天，我在贵阳被两个一胖一瘦的小伙敲诈40元（瘦的那一个故意来撞我，然后说是我碰他的烟头把他的裤子烧了一个洞，路对面不远处还有几个，好象与他们同类）。十年过去了，几十块钱倒没什么，只是那屈辱、那恐惧、那经历使得我每到省城走在大街上时老是唯恐撞上别的人。

被人骗几千几万，人们只是愤怒，而当人们碰上那黑店或是上述敲诈时，损失没几十元钱，可那野蛮手段使人恐惧、使人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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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哪地方都差不多

 

从湖南到湖北，又从湖北回到湖南，铁路沿线一望无际的田野，稀稀疏疏的村落，还有那些红砖砌成或是瓷砖镶嵌的民居，对于山区来的人，那是农夫们的天堂。中原一带农民生活要比山区好许多，然而正如穿鞋子，是苦是乐只有自己知道。

 

同车南下做生意的一位湖北农妇说：“我们家就象这些地方（指铁路沿线），很少有山，没有石头，全部是田”；“我们家分到4亩田，一年可种三季，但是买农药、买化肥、上交各种各样的税，一年忙到头，除了吃饱，挣不了几个钱”；“女孩子一般只念完小学就回家，想继续读书又没有钱送，回家后有些去打工，有些跟着大人学做生意，有些学缝纫之类以便谋生，也有少数女孩只念一、两年就回家”。

我想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关于浙江某地的农民出租土地时说：“看到电视上讲浙江有一个地方的农民租一亩田只收租金170元，你们地方怎样”？她说：“东扣西扣，一年一亩田的收入不超过200元，那是劳力钱，如果不是养一些牲口，做点生意其它什么的，只靠种田，哪能送孩子读书”；“我们那地方税太重，每年每人要三、四百元，许多人出门打工或做生意，责任田就送给别人耕种”。

 

每个地方的农民们都有难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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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质 不 灭

 

与朋友、同事闲谈时，一位同事说：“去年我们乡有二十万扶贫款，贷给农民造桐林，但被各级干部瓜分了，农户一分都得不到”。一位在某局任副局长的朋友发牢骚：“我们单位有上级拨来的六十万扶贫资金，准备发给农户搞一些种植业，但是这个局的领导来要一点，那个局的领导来要一点，他们全拿去做生意，六十万元一分都没有下发”。

 

校董常常发表一些新观点，他说：“腐败并非坏事，它能刺激经济的发展，无论扶贫款的挪用还是税收过重，只是钱从一些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些人的手中，有能力的人手里有钱就能做大事”。任何一种看法都能找到一些案例来证明，从整个国家来看，无论是谁把钱拿去，只要他拿去消费，只要他拿去投资，国民经济都会有发展，正如校董那样的看法。可是能够从整个国家利益去看问题只有江先生、朱先生那样的人才行。

 

不管是老大偷老二的钱，还是老二抢老三的东西，家长都可以视而不见，因为钱物并没流到其它地方。（要是从整个宇宙的观点出发，尘世间的种种不平都无足挂齿，都是物质不灭。）然而，绝大多数人不是从局部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得与失，并且你不可能让老大乘轿车，而让老二、老三只骑单车；抑或老大“朱门酒肉臭”，而老二、老三“路有冻死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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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的欲望

 

从云南昆明开往湖北武昌的338次列车经贵州、广西、湖南，乘坐这次普快列车实在是一种痛苦。

 

车箱内成堆鸡蛋壳、瓜子壳、水果皮以及泡沫饭盒，本来又脏又乱，乘客们为了泄气，把剩饭剩菜剩面条连盒子扔到坐位底下，两天一夜旅途，闻够了烟味、霉臭味。列车进入湖南不久打扫一次，直到第二天下午要到终点站才又扫一次。

 

卖饭卖小吃的乘务员倒是勤快得很，推着装满食品的‘小车’从火车头到火车尾不停地吆喝，不到十分钟又来一次，只有中午和晚上他们午休、晚休时乘客们才有片刻安宁。压抑数十年的‘赚钱欲望’终于能得到满足，一发不可收拾。

 

距武昌不远有几个外国人在一位军人翻译陪同下也来乘坐这趟列车，一小时路程不知这些外国佬对脚底下成堆的垃圾是否感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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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会’前夜

 

同车箱有一帮湖南道县农民，老的、少的共有16人。春节过后他们到昆明去打工，同乡的老板劝他们回家，因为那段时间外地民工很难在昆明呆下去，不是找不到活，也不是因挣不到钱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是……

 

他们刚去，当地的警察就到各个工地去查民工的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就罚1000块钱，有些民工请带身份证的同乡回到住地把身份证带来，有些人身份证在住地但无法拿到，有些则是本没有身份证，这些人全被关到某个地方（地名我已记不清）。随即被强制做苦工，听说是要等他们的工钱足够支付那1000元罚款才放出来。他们还有一些同去的老乡还关在那里，有些是侥幸没碰上，有些有身份证，但也不敢再呆下去。“那地方关进去很多人，已经关满了，被强行拉去干苦力的人谁知道哪天才能回家”。

 

偌大的云南省府昆明市绝对不缺那1000元，罚款并非目的，只是手段。想怎么关就怎么关，有几个民工能交纳1000元罚款？随你搜身，有多少就要多少，关到看守所也罢，撵到遣送站也罢，干苦力也罢，总有放出去的一天。民工是乡旮旯来的农民，与大都市气氛不一定融洽，也许还‘影响到都市的形象’，有些地方对外来民工横桃鼻子竖挑眼，目的就是把他们赶走。昆明世博会即将竣工，已不需要那么多民工，于是就想方设法把他们赶回老家，什么手段都有可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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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祝您们成功”！

 

道县农民们下车后，我换了座位，对面窗边坐着一位中年人，看样子绝非庄稼汉或是一般市民。他有点霸道，三个人座位他一人斜起坐占了近一半。又有人下车，我移过去同他坐在一起，他说要是有人下车就叫我重新找个位置，因为他想躺下睡觉，我心里有点气，只是没有到发出来的时候。过了许久，我们俩对面的乘客又提到那帮道县农民，他立即站起来，愤愤地说：“他妈的！那些警察纯粹是土匪，这是侵犯人权”。我于是不记前嫌，对他有了别的看法，同他攀谈起来。

 

他姓陈，湖南长沙人，可能是到云南那边做生意，他有53岁，后来他说了一句：“我是学文科的”。据年龄推算，如果不是文革初期大学生就是工农兵学员，也许他属于前几年“下海”那类人。

 

陈出语惊人，对时事评价很切中要害。他说那些观点全是他自己的，我相信，他经常外出经商，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收听外台，他的观点有一些比外台评论更大胆、更深刻。

陈和我谈了许多，我只记下他的一些话头。陈说：“不是因为朱镕基是我的老乡，周恩来比朱镕基不知要差到哪儿去，周恩来根本就不敢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丞相相提并论，远远不如萧何，魏征之类”。“现在的中国是人吃人的社会，只有农民什么都吃不上”；“无论你走到中国的任一个角落，那些官员能为老百姓办的事找不出几件，可是他们干的坏事罄竹难书”；“反腐倡严只是放屁一个，中国的腐败已深入骨髓了”；“用我们湖南的俗话说，中国就是‘黄牛拉稀屎全身都是病’”……

 

我对陈说：“我从没有听到谁能发表您这样的意见，如果您能写成文章，可以寄往国外匿名发表，也许我能帮点忙”，他说：“干这种事就不能躲躲闪闪，但是不管谁吃谁，只要吃不到我头上就行，谁不想趁机捞一把”。当陈知道我们已向中国民政部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并获知民主党奋斗的目标时，他立即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祝您们成功”！ “祝您们成功”！

 

一九九九年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