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七 章 经 济 权 利
尘世间人主要依靠感觉器官，尤其是凭借视觉和听觉对人之外的事件作出“有”与“无”之确证，然后根据已镶在头脑里各种概念、各种理论对其进行区分、评判。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其评判标准可能有差别。
‘贫穷’是什么？如果我们横向比较：农村与城镇、西部与东部、中国人与外国人……穷人也就太多了；要是我们纵向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秦汉相拼，二十世纪末与公元初年相比，穷人已经很少，大家的心里也就平衡了。而前述第六章“贫穷”既非横向也非纵向比较，而是以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生存需要即吃、住的需要是否容易（也是相对概念）得到满足作为评判基础，因此，这才是普遍意义上的“贫穷”。
穷困的结果相似，而穷困的原因不同。对穷困的诸多解释中“按劳分配”早已过时，因为常常越穷的人越苦，越苦的人越穷，越富的人越闲，越闲的人富；也许“能者多得”之解释较为令人满意，满意的原因并非真是‘能者多得’，而是我们无法对谁是‘能者’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好“多得者就是能者”，“能者就是多得者”，用倒果为因或是无果无因也即逻辑循环来解释，不去深究时人们会很满意地接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常常能使人们摆脱理论上的困境，是精神疗法中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存在就是合理的”解释会使人安于现状。
对贫穷原因的一些说明尽管不能包罗万象（并且它是动态而非静态），可一旦人们接受，“总算找到根源，上帝总该使现实有一点点改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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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是万能，但钱对现代社会太有用了。油盐酱醋，买衣买裤，红白喜事，孩子上学……都要用钱。农民没有工资，就卖米卖粮，耕地不多，余粮不多，甚而有少部分农民粮食还不能自给。
从整体来看，中国有九亿农民生产粮食，只有三亿非农业人口买粮，中国应该是粮食出口大国，可是中国的粮食不仅不出口，有时由于贸易上的原因还要进口。外国人为了使农产品出口（降价以提高竞争力），政府给农民大量补贴；中国人为了出口，政府补贴的是工业品。
记得几年前韩国总理因为不能使大米出口，损害到人口占少数的农民的利益而引咎辞职；中国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却是通过行政手段禁止粮油价格上涨，以防人口占少数的城市居民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出现骚动。农民受损失，但他们不会说话，更不会因为农产品价格被强制压低而游行示威或揭杆起义；不仅如此，种子、农药、化肥价格连年上涨，政府却不会干预。
都是为少数人，一个是为了最需要帮助的少数人，一个则损害到最需要帮助的多数人，这应该是不同文明程度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吧。
※ 野味卖‘野’价：
城郊农民由于“地利”，卖菜也有一笔收入，远离城镇的农民只有在赶集日才进城，从他们手中人们可以买到平常没有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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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耳根是一种野菜，可生吃也可熟炒，城里人喜欢，只是讨（挖）野菜很费时，大多只有老年人或放牛小孩。一位中年妇女瞅了瞅：“怎样卖”？小女孩：“一块钱五把”，【已经够廉价！】还问：“六把卖不卖”？ “不卖”，中年妇女走了；另一次白白胖胖的老妇人问：“一块钱六把卖不卖”？农妇：“不卖”，老妇人踌躇半晌：“两块五毛钱，我全要了，卖不卖”？“多给两毛嘛”，“这又不是你自己栽的，两块五已经够多了”，【即使是从垃圾堆拣来也要花时间花精力啊】老妇人不时回头，也走了；再有一次，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年轻妇女问苗族老奶：“多少钱一把”？“一块钱五把”，“六把卖不卖”？“不卖”，年轻妇女在背兜里翻过来翻过去，再问一次，老奶还是“不卖”，她毫不犹豫转身就走【人家又不欠你的，干嘛那么气势汹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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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菜也是一种很好吃的野菜，只有赶集日才有，两毛钱一大把无论怎样都不好意思再问：“少一点卖不卖”？还是有许多人翻了半天，东挑西选：“五毛钱三把卖不卖”？此情此景令人费解。一背马蹄菜可能要找一天，卖完了得不到五块钱，农民的钱就是这样一毛一毛积攒下来。
贵妇人及男子汉们每月收入几百上千元，输在麻将桌上又何止几百、几千；两千元的冰箱他多花五百元不心疼，一百元可以买到手的衬衫他花一百五十元也觉得划算，每天花在自家小孩身上两块零用钱，还会被朋友讥笑太小气。而三毛钱一斤白菜他们还要：“两毛不卖就拉倒”，并且只要白菜芯；买折耳根、买马蹄菜时不管如何便宜，总是想压价、总是想多要一把。他们想的并不是物价的贵贱，而是农民身价低，好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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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蜂窝和虾巴虫（蜈蚣虫中的一类）是餐桌上的佳肴，要是到哪儿弄到一、两斤，总要去买点酒，叫几个好友品尝品尝这山珍海味，那是最令人惬意的时刻。马蜂窝很难找，也很危险，被马蜂蛰几下就会有生命之忧；虾巴虫在河沟里石头下能找到，不会找的人比钓鱼还难，会找的人一天也难弄到一、两斤。
我以为虾巴虫至少二十元一斤，惊奇之余，“五块钱一斤”，比塘子里喂的草鱼还便宜。一斤可以炒两大盘，在馆子里有人识货，三、四十元一盘他会毫不吝惜。马蜂窝应该更贵，一个男人问：“马蜂窝多少钱一斤”？那农民答：“六块钱一斤”，男人显得很激动：“六块？马蜂窝又不要你养，怎么比肉价还贵”？农民不吭声。猪要人养，马蜂窝不要人养，马蜂窝是公有财产，谁都可以享受，给你五块钱一斤是‘误工补贴’，这很合理，可要是这位农民被马蜂蛰几下，谁帮他开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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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源污染以及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法，有用网、用炸药、也有用电或是用农药，疏而不漏。江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有些河流除了小鱼小虾，几乎没有大鱼，全被人类消灭殆尽。江河里的鱼少了，池塘里的鱼多了起来，想吃鱼随时都可以买，只是人们时常抱怨：“塘子里的鱼吃腻了，一点味道都没有，要是有人打到江河里的鱼，再贵都要买它几斤”，只是说说而已。
旅途中偶尔有农民提着从江河里打捞上来的鱼在叫卖，旅客和司机都会停车，谁‘出价’都绝不会超过池塘里的鱼价，也就是五块钱一斤，而且往往是：“十块钱我全要，卖不卖”？这种场合不是工程投标，谁出的价高就给谁，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全结成统一战线，尽量压价，只要买得便宜，到谁手里大家都高兴。“同盟会”员们往往也只有几个小时的‘蜜月期’，不过比一面之交的渔民还是要紧密得多，并且，坐在车上时的身份好像比走在路上的他人（或自己）要高一等，同是一辆车上的乘客，都是“乘车”身份，生死与共，因此，下车不都是去买鱼，而是增加兵力，以便在和农民进行的“价格战斗”中获胜。其实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强大的攻势，卖鱼的农民本就没有还价，“卖得几块算几块，拿回家去吃，那几块钱不是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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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里的鱼没有了，山上的野鸡更少见。有些农民偶尔打了一、两只提到集市上或是公路边叫卖，“野鸡怎样卖”？老农不知该卖多少，反而问买主：“你给多少”？买主出的价不会超过家鸡。如果不是用网捉来或是野鸡已被打死，出的价更低。“多给一点嘛”，买主回答很干脆，又很“大方”：“看你这么可怜，大的十块，小的六块，不卖就拉倒”。旁人拥过来庆贺：“你买得太划算了”，“要是少给他几块也会卖的，只是少抽几包烟，野味很难有机会吃上”。
农民很卑贱，买主好象不是买东西，而是赏赐。学校背后山坡上有一家野鸡伺养场，他们卖的“野鸡”要六、七十元一只，如果是所谓的珍珠鸡更贵，一百块一只。同样是‘野鸡’，野外的野鸡农民卖十元，伺养场有野鸡羽毛的家鸡老板卖六、七十元，人们的确想吃野味，奇怪的是真货他们出十元，赝品他们却愿出六、七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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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钱的折耳根拿到馆子里拌点辣椒、加点酱醋味精可以卖五、六块；一块钱的白菜，把一张张叶子穿在竹签上放在麻辣汤里要卖七、八元；马蜂窝虾巴虫、河里的虾江里的鱼、野鸡野鸭并非物以稀为贵。人们买东西时出的价钱并不是东西本身该值那个价，物价决定于在哪个地方出售，决定于卖主身份。廉价公民出售的商品也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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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材与药品、药剂：
人类一旦发现了某物的用途，该物就有可能遭致灭顶之灾，地球也可能变得千疮百孔。
七十年末代念小学时，区（县下属行政机构）药材收购站大量收购何首乌，六、七毛钱一斤，那个年代国家规定这样的收购价格已算高价了，对农民很公平，那时城乡差距不大，农民的身价没有现在这样低。
山上山下、田埂地头、石缝间、路坎下无处不是坑。我们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满坡找，挖一、两天拿回来切成薄片，晒两天，拿到收购站，每人分一块多钱，每小时的劳动能挣七、八分钱。无论多少，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总是让人兴奋，并且挖坑的时候也充满乐趣。几块钱何首乌经过加工，转卖回农民手中不知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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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Ｂ县城一家药材收购处张贴‘收购山芋头’。山芋头生长在丛林里河沟边，根很大，有人小腿那般粗，伸进土里很深，也许有
老板们请人切成薄片晒干，拉到不知哪一家制药厂，这些药材加工成药丸后，也许是七分钱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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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牙膏是中国销售量最大的牙膏之一，其中一种成份是两面针药材。两面针的茎比筷子稍粗，是带刺灌木丛，约有一、两尺高。到乡下一位牢友家，他家筛子上晒有一斤多，带刺叶子被摘掉，把茎砍成约有十公分长的一节一节，晒干。这活路不容易做，两面针的确两面都有刺，晒干后折耗大，一斤就只有三两左右。倘若一斤十元，一个人一天也难找到两、三斤，并非象割草那样容易。
牢友告诉我：“晒干后只能卖六、七毛钱一斤”——【一天也就两块钱】。我心里一沉，农民为什么如此寒酸，几毛钱也看得起，还要花那么大的工夫。不管一天能挣几块还是几毛，他们都不放过，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他们的房子也不是门面可以出租。有人外出打工，有人外出做生意，无论怎样，许许多多的人还是留在乡下。当城里人提到钱时都是两位三位数，乡下的世界却是个位数或者小数点。一天只能挣几块或几毛，怪不得他们从初一忙到三十晚还是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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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了解农民状况时看到许多农户凉晒酸梅树皮，有人来收购。这地区还有少许原始森林，杂木林里长有酸梅树，每到春夏之季，孩子们就到山上去讨。酸梅树皮被刮掉，树可能就会枯死，人腿般粗的酸梅树其皮子约有十斤，晒干后才两毛钱一斤。酸梅树并非到处都有，在树林里偶尔碰上一、两棵，就算你运气好，一天能找一挑一百多斤，晒干后卖掉也只能得十元钱，好运毕竟很难碰上。
无论是何首乌、天门冬、山芋头还是两面针、杜仲皮、酸梅树皮，在农民手中几毛钱一斤，经过好几个弯弯进了加工厂，再经几道工序使这些初级材料面目全非，精美包装，添上几个洋文字母，身价百倍。每个人都要生活，每一道工序都要花费劳动，最初的那一道工序由农民来完成，这一道工序最廉价。
只要山上的东西有人来收购，人们就满山遍野去寻找，拿到集市上去换钱，钱对人太有用。能够长成大树的都是些歪歪扭扭的、不合乎绳墨的树，要是人们认为它有用，即使象凹凸不平、歪歪扭扭的酸梅树，早晚要被人毁掉。集市上几张红纸“收购酸梅树皮两毛钱一斤”，不到一年时间，在山里不知熬了多少个世纪的酸梅树在这一地区几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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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骨被人认为是好药，老虎就时常被偷猎，除了动物园，谁能在野外看到过老虎；象牙被认为是珍贵的装饰品，大象就被捕杀；野鸡野猪、猴子兔子被吃腻了鸡鸭鱼肉的公款族奉为山珍海味，这些野生动物能活到几时。屡禁不止，有人肯花大价钱，有人要钱不要命，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对大自然的大肆掠夺，动物世界就走到了末日。
倘若只是刮树皮，只是对动物的猎杀，只要有家园，有一些动物可能会幸存，可要是把房子烧了，你住哪儿？森林毁灭，以后的地球就只剩下孤独的胜利者——人。
※ ※ 原始森林：
我曾到某小镇附近学生家，她家有一棵一抱多大杉树，有人出1200元，她父亲没卖。把那棵树砍下来做成棺木或解成枋子、板子，卖价肯定翻番，按一般市场价格人们能够理解，相比之下，阿将叙述的故事遭到牢友嘲笑并不见怪。
阿将因盗窃逃到广西一个小村子躲了一段时间，他说：“那地方两、三人合抱的松树才卖十五块钱，太便宜不过了”。那么一棵大树在城里只需用电锯割成松木板，可卖上千元（分得越细就越昂贵），‘林’老板们买树时只花十五元——即一百分之一，请人去砍，十五块钱的工钱还不一定有人干，这不等于白送吗？天方夜谭！牢友们一边嘲笑一边举出现时中各种各样事例来说明阿将的故事：“吹牛不打草稿”。牢友们知道农民时常以很低价格出售他们拥有的东西，可是这一次太离奇，虽然阿将毫不退让：“不信你们自己去看看”，大家还是难以相信，只有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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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一节曾提到的‘下午村’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少数民族寨子，做木材生意的管老板形容他们：原始森林里住着具有原始脑筋的原始部落。
进入原始森林不久，映入眼帘的是一堆堆数十节的松木，每一节约三、四米长，直径约有两尺，即0.7米，圆木周长4米多，两、三人合抱，分成十几堆堆放在小沟边，旁边停有三辆东风车和一辆小型起重机。
和‘林’老板及司机们闲聊几句后往下走，有近三十个民工在大火旁烤火等着吃午饭，两个民工带我到山坡上，民工很自豪：“那是我们几个人砍的”，“他们那边还有好几堆”。
伐木场距原始森林的尽头只有一公里左右，一公里外属黔南州，那儿没有森林，荒坡上栽有一些杉树，由于管理不善，茅草比树苗高得多，杉苗成活率很低。伐木场离下午寨子约五公里，沿河往下三十多公里就到都柳江边的兴华乡。从江边沿着大河而上开了一条车路，大部分路段是当地政府为了在河的上游用世行贷款造林而开出来，其余路段是林老板们带来民工把河沟里的大石头搬开或炸掉填平便成了一条车路。林老板们到县林业等部门办砍伐手续就到当地同那些管老板称之为“原始思想”的农民购买树林。
‘下午村’农民和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一样，有大片大片森林，有大片大片草地，每户人家拥有几十几百亩，乍看之下，他们不是百万富翁也应该拥有几十万元；那只是我们以己度人，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知识去评判另一世界的人们，其实他们有时买一盒火柴或买一斤盐的钱都没有。何故？文明世界利用知识、利用聪明才智去剥削他们，等到他们所剩无几时，文明世界再充当慈善家，扶贫他们。
毫无疑问，贫富的标准并不一定要用‘拥有钱的多少’来衡量，尽管这种衡量标准是绝大多数人所认可。贫富的标准也可用‘拥有多少财产’、‘拥有多少土地’、‘拥有多少森林’来衡量，倘若有人抛开常规的评价标准：“我念过书，你是文盲，因此我比你富有；你有一个女儿，而我有三个儿子，因此你比我穷；你的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而我有八十公斤，因此我比你富……”如此评判标准未尝不可。通常来说，贫富的标准是他是否较容易地满足其欲望，其欲望是否是高级。
对‘下午村’部族，把牛赶到山上不用人去守，要烧柴火到几百米外就能扛一大捆，要建房到林子里砍树抬回来架起就行，自给自足，真如世外桃源。然而由于文明的入侵，使他们有酱醋的需要，有了肥皂洗衣粉的需求，有了好衣好裤、收音机录音机或出门求学等欲望，这些都只有拥有钱才能满足。坡上的草，山中的木不是钱本身，草木可以用来换取货币，只是其价值随着与需求者的距离成反比。空间距离也是价值，越近越贵，越远越贱，纽约市中心一公顷土地的价格差不多相当于俄国拍卖整个阿拉斯加州。林老板们利用空间距离先投资然后从农民手里赚很多的钱。
管老板花了四千块钱买几家人共有的一大片松林，他已把近三吨大米拉到下午寨的一家农户中，“过了春节就可以把手续办好，请二、三十个民工来，要不了半年就可以把树砍完运走”，“这一片林子至少净赚十万”，管老板的话肯定打了几成折扣。他说这些松木大多是两、三个人合抱，平均每棵七、八元，也就是说农民卖两、三个人合抱的大松树只得七、八元一棵，要是这棵树长在城里，至少要卖上千元，价格上涨一百倍。煮饭时，管老板拿一些松木板当柴烧，我觉得可惜，他指着一排约十米长，主人用来钉在两间屋子作板壁用的松木板，“这么长的一块松木板在省城要卖四、五十元，在这里只需两毛”【七、八元一棵两、三人合抱的大松树可以锯成至少三节十米长，每一节可锯十几块枋子或板子。】，价格约二百分之一。
次日早上我问一位在乡政府工作的当地人，他说：“每棵树大约二十元”，我问：“林老板们说每棵只花七、八元是否有其事”？乡干部说：“这很有可能，每一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并且不是一棵一棵去数，而只是在山坡上指‘那片你给多少钱’？出价（卖价）多少往往是由林老板来定”，也就是说林老板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农民都欣然接受。
要把这些木材拉到城里，老板们要先投资，请民工、修路、租用交通工具、花钱办手续……尽管如此，他们还能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农民得了几千块，老板净赚几十万（还有动嘴动笔盖公章也得了不少），反差让人难以承受。农民拥有很多很多，事实上他们拥有很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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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官员准备贷款修一条二十公里长的乡级公路，他要把沿线的森林划归其所有，也许一些官员不赞同，他又还没有腾出时间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也许是因为我把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写了出来，他未能如愿，可一旦成功，也就是某一更大的官的一张批条，当地农民就会损失无数。后来政府出炸药，农民投工投劳，路终于修通，尽管沿线的原始森林几乎荡然无存，但几千上万当地人得到利益总比一个人赚大钱更能让人接受。
许多地方的农民太笨太笨，有时也是逼不得已，有人答应帮他们修路或拉高压电抑或安装自来水、建一所民办校舍等等，他们就把价值几十上百万的森林或土地转让或卖掉，甚至有时村民们强烈反对，只要村干部得到几百元的好处，老板们就能从那点小费中获利数万数十万元，一本万利。倘若是政府想“开发”，那更省许多麻烦，只要几句话：“土地是国家的，森林是国家得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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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村这片原始森林要不了一、两年就如同许许多多的原始森林一样被砍光。两、三个人合抱的松树要五十年以上才长成，当地人用这棵大树换得的只是三、四条肥皂或是两斤猪肉，要是到了城里一盘菜要一棵大树，一宿觉也要一棵大树，如果有小孩到县城念中学 ，一年花两千元，就要卖掉三百棵三、四个人合抱的大松树。多少年以后，那地方可能会有少许杉林，满足人类“更有经济价值”的欲望，然而生活在这片森林里不知多少个千年的生命将从此灭绝，人类力量之伟大，人类之残酷，人类之凶狠，几年时间就可以毁灭无数个世纪一直生活在那里的动物王国。文明入侵以前的天然世界已不复存在。
※ ※ 钱能买神，钱能杀神：
一、二十元一棵大松树只换几斤肉，实在可惜！可要是一棵树能卖数千上万元，是否就应该砍掉卖光？“一棵树能卖上一万块，很划算啊”，那是‘大灾难’！罪过！罪过！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后期盛行于农村各地的“金丝榔热”，是一场暴风骤雨，来得快消得也快。人们描述羊是“群”，描述老虎是“只”，死了几十只羊，还会剩下几十只，羊的繁殖力快；死了一只老虎，方圆几里就不会再有老虎。松木杉木是成片的森林，间伐后二十年三十年又会长成大树，只要不是毁林开荒；金丝榔是独木成林，一、两抱的树要几十上百年才长成。寨子里东一棵西一棵，一个村子有上十棵就算太多，更何况许多村子只有一、两棵已长了数百年作为寨子象征的“神树”。
究竟有没有神，这不决定于“神”本身，而决定于人们怎样给“神”即“有”和“无”下定义，决定于人们对“存在”与“虚无”概念的理解。古人怕神，寨中哪一棵树大一点，人们就以为并且也希望神在那儿安居，于是在树脚捏泥菩萨，到了节日就点香烧纸、杀猪宰鸡供奉，大树得以幸存。‘文明人’不怕神，即使在农村，对神还有畏惧心理，可要是神能卖钱，人们不会犹豫，神树一棵接一棵被砍倒、被运走。
阿由说：“我们附近几个寨子被卖掉的金丝榔有几十棵，大的几千元，小的几百元，差不多都已经被卖光了”，“不知道他们拿去做什么，树枝也要，树根也被挖出来拉走”。从前的学生王对金丝榔很有兴趣：“听说把这些金丝榔加工出口到香港、台湾、东南亚，拿做家俱、做工艺品，从农民手中花一万元，卖到国外可得几十上百万元”。农民手中哪一样值钱？？有些不一定拿现金给农民，帮村里安装自来水，或是帮拉高压电，有些是出钱买炸药、买修涵洞的水泥，农户自己投劳，几公里的大路就可换回寨中的金丝榔。一点小恩惠就让他们把祖先几代人留下的遗产砍光、用光、吃光、花光。
康熙、乾隆，说不定还有李自成、朱元璋，他们一定会大骂其不孝子孙。这些金丝榔历经了多少战乱，躲过了八国联军，逃过了小日本，大炼钢铁也没烧着，扫除牛鬼蛇神也没挨刀，只差那么一小步就到下一个千年，造孽的子孙就是不让她多活几日。无论是直的还是弯的，无论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只要被认为有用途，连神都不怕，何况树木。象牙可做为饰物，大象就被猎杀，虎骨被认为能滋阴壮阳，老虎就濒临灭绝，欲望是万恶之源。那几年不知政府在忙些什么。暴风雨已过去，“金丝榔热”已消声匿迹，因为金丝榔树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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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孙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一是伐木公司滥伐，二是由于当地农民刀耕火种，烧山毁林，这是直接原因。可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主要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因为政府是管理者，是统治者；农民也有责任，可谁不想多找点钱？谁不想让生活过得好一点？农民没有多少本事，种地是他们的本行，无论怎样苦怎样累，他们手里的东西全是廉价物，为了生活，只要有荒地、有森林，他们就要毁林开荒，然而，从毁林开荒所获取的利益中，农民只享受到很小的一部分。一棵大树上千元，农民从中只得几十元，其余都留在城里使用，让城里人享受。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们还是很贫穷，因为原材料太廉价。
‘印加帝国’有黄金，你去到那儿时他可以送你，也许只要你一条肥皂或一架小收音机，你得到黄金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那一条肥皂或是那一架小收音机，而是走那一趟路。木材公司和林老板们有这样的能力。只要政府许可，他们就涌进那部落里去掠夺黄金，去砍伐森林，加速大自然死亡进程。政府可以阻止农民毁林开荒，却开一张张批条给老板们去毁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政府应应该承担多大责任？五十年来，砍伐森林大炼钢铁，土地承包后大开荒，二十年来持续不断地砍伐，直到长江洪水才醒悟，悔之晚矣！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政策的号召下，中国人立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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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富 民 穷
土地分到户，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除了种植粮食，还造林、栽烤烟。荒山较多的地方，胆大的农民在八十年代初就种植杉树，为了鼓舞农民的热情，政府提出许多供优惠条件：‘谁种谁得’，只是农民们还没有摆脱毛时代的恐惧感，觉醒的人不多，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农民们才陆陆续续在未开发的荒坡上栽杉树栽桐林。有人栽几亩几十亩，也有少数栽几百上千亩，也就是几万上十万棵杉树。从理论上计算，他们应成为百万富翁，十多年过去，杉树砍了许多，拥有几十上百万的不是栽杉树的农民，而是做生意的林老板，还有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官员。
钱、权赚钱很容易，用劳力赚钱太难太难。农民把杉树栽成林，三、四年后就不用管理，此时城里的有钱人或各单位如供销、粮食部门、农业部门、学校……尤其是林业部门，一是用他们手里的资金，二是到银行把应该贷给农民的无息款、扶贫款、世行款等等贷出来，同农民协商，以很低的价格把农民造好的整片整片杉林买过来，合同上规定由农民管理，二十、三十年后把土地归还。钱从银行贷款，杉林也不用去管理操心，不拿本钱，不花精力，拿无息贷款去放高利，坐享其成。单位或个人购买杉林时一般只是每亩（250棵）几百元或每棵一、二元，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片林子给你几千或几万”，实际亩数往往比估计亩数多很多，农民们并不确切知道一亩究竟有多宽。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没有知识就该受剥削。
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农民们只顾眼前利益，一下子到手几千、几万元就高兴得不得了，至于十多二十年后几十上百万元，没有福气去享受。要是还有荒地，他们还可以再造林，要是没有，有人用这钱做生意、修房子，有人干脆买吃买穿，挥霍一空，他栽的杉林能卖几十上百万时，他却是个穷光蛋。
要是政府经营林场，他们可以说：“土地是国家的，你没把林造好，浪费土地资源”，因此就会把农民的林地划归林场，有时给一点青苗费，有时分文不付。农民造杉林还是林场造杉林都一样属于国家财富，家长不能看着老大抢老二的钱而坐视不管啊！也有些农民顶住压力，顶住诱惑，自己贷款自己栽，瞒以为十几二十年后会成为百万富翁，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在八十年代初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造林的农民已经开始进行间伐，这时他们猛然醒悟，上缴各种各样的税以及去办‘砍伐’手续的各种花销，他们栽在山上的树有一半多是属于林业局等部门的，加上还本付息，没剩下多少。尽管以前购买森林的那些城里人和单位也受到“损失”，但他们并没流汗，遗憾的是没有以前希望的那样能赚那么多钱。
山上的树木多了起来，国民财富增加了，农民的贡献极其巨大，他们分得只是很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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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大 浪 费
贩毒可能是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但贩毒者一旦被抓获，不是终身监禁就是被处死，代价越高，利润越大。人们会以为贩毒者成了百万富翁，种植毒品即种植罂粟的农民即使其收入只是贩毒者的百分之一，也应该拥有几万。有了钱在哪儿都有好日子过，要是那些农民能从种植罂粟中赚较多的钱，他们一定会离开深山老林，到其它地方过新生活。然而从他们手里买走时是以公斤计算，从贩毒者手里卖出时是以克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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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被禁止栽种，烟草却鼓励大量生产，金三角的农民靠种植罂粟维生，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种植烟草是他们主要经济收入。烟草和军事武器一样有害，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没有大统一的可能，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区分，“国家”的概念依然存在，因为要“保卫国家”安全就可大量生产杀人武器；生产烟草却没有那样“崇高”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如果我们想得狭隘一点，不是从整个世界，而是从一个国家的利益出发，生产的烟能够出口，我们就可以把外国人的钱赚过来，事实上中国不仅不出口，还要进口香烟。一个家长让老大用自家的土地种烟然后卖给老二老三，家长从老大那儿收了税，家庭小金库钱数增加，可是这钱原本属于老二老三的，整个家庭的钱数并没增值，还浪费土地，浪费时间和劳力，又危害孩子的健康，一个国家与一个家庭有多大区别？基层政府以及农民们以为他们栽种烟草卖给城里人或是发达地区的人们就可以换回一点钱，其实赚钱的不是栽种烟草的农民而是加工、销售、运输、管理等等的那些不苦不累的不流汗的阶级，并且除了中高档香烟，烟民几乎是农民。
农民种烟、烘烤，卖到烤烟站，运送到烟厂，烟厂把烟叶切碎，用纸裹成卷烟，然后卖回给农民。一斤（500克）烟叶的钱换回来一包香烟——15克。有足够的粮食，剩余的土地不一定非种烟草不可，要把老百姓包里的钱掏出来，也不一定非要把烟卖给他们，禁止生产烤烟会使许多人丢失工作，可要是把投资到烟厂极其相关设施的资金用到其它地方，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换其它方式一定会更有利，烟草生产是人类的巨大浪费之一。
种植烟草比种植粮食收入要高一些，花的劳力却要多得多，先育苗后移栽，要买专用农药，买专用化肥……摘好烟叶，把一张一张系在竹杆上放进烘房里烘烤，日夜都要守候，煤火不能过大也不能太小，每隔十多二十分钟要看一下温度计，几天后把烟叶拿出来分类，再拿到烤烟站出售。钱已到手，农民们却牢骚满腹：“我那烟叶和一级烟一样，他们只按二级烟给我”，“我不知流了多少汗，把烟叶烤得那么好，他们却以末等烟算给我，还不够买肥料钱”。特等烟几元一斤，一级烟一、两元，较差的几毛钱一斤，末等烟只得到七、八分一斤。熟人卖的烟是一级，不相识的人就只有末等烟，不卖也得卖，这是政府经营的收购站，没有竞争对手，不卖给他们就只有拿回家烧火。
一包香烟烟丝约有15克，也就是一斤烟叶可以加工三十包香烟，以每包三元计算，从农民手中花一块钱买一斤已烘烤过的烟叶，卖出时可卖一百块钱；即使烟叶复烤过程中有折耗，就算一斤烟叶复烤后只有三两，加工成十包也要卖三十块钱。从农民手中买原材料加工成成品，价格上涨几十倍，要是十几元一包，上涨更惊人。
每一套工序都要花劳力，还要事先大量投资，烟厂也有不景气的时候，可我们可以从工厂的设施，从烟厂、酒厂所属的公司、集团，以及从报刊上的报道：“某烟厂向某地捐款多少万元，某烟厂每年向国家上交多少亿元税款，某烟厂领导贪污几百上千万元”等等，烟厂、酒厂一定赚千万上亿。农民从中却没得到好处，从中直接或间接得到利益又是不流汗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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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 了 一 百 万 也 不 心 疼
在看守所我认识五个诈骗桐油的老板。李诈骗76万被判十五年，董和黎诈骗138万分别被判十五年和十四年，我出狱时还有两桩桐油诈骗案未宣判，一桩诈骗一百多万，另一桩外号“杨百万”诈骗三百万。
被诈骗的是该县粮食部门和供销部门。胡是该县私人桐油加工厂老板，他是文盲，自己名字都写不好，可他的桐油从来没被人诈骗，而县供销社、县粮食局人才济济，他们一次又一次被骗，每一次骗走都是上百万元，奇怪！不知问题出在哪地方。两个部门并非什么赢利丰厚的部门，被骗去那么多钱，他们没有因此倒闭，工作人员工资也没少一分。在贫穷地区，六、七百万元绝不是小数目，没被抓获还未算在内，他们竟然没受到什么大的打击，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有：“他们花的本钱没有那么多，这些桐油值几百万，可从农民手中收购桐籽只花十分之一即几十万，至于设备由国家投资，也许这几十万和其它一些开销都是从银行贷的款”。
“搞锑选厂时早已赔了好几百万，政府不还贷银行也无奈，这几十万也可以不还，银行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被骗”。因为这些部门不是政府那样的权力机关，即使哪一天要还款，就拍卖房产，“反正这些原本也是属于国家的”。
七十年代末，桐籽一斤二毛三，八十年代初桐籽价格上涨到四毛六，二十年过去，到了世纪末，桐籽价格也只有五毛，并有降价趋势。二十年来，几乎每一样工业品价格上涨至少是五倍，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提高了十倍，桐籽的价格上涨只有一点几倍【桐籽是一些地方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随着全世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桐油的需求量应该越大，其价格改革也应上扬，如果考虑货币的含金量，桐籽的价格不仅不上涨，反而下跌了好几倍【社会发展，收入却下降】。
参加分红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想多占，农民只有吃哑巴亏，无论价格怎样低，不把桐籽卖掉，留在家里也不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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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有农民、工人、士兵、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等等，每个阶层的人门都需要生活资料，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吃、穿、用，大多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土地。根据《宪法》规定：除了城市及郊区，土地属于农民集体。也就是说，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农民。农民应该从他们出售的产品中得到多少报酬？？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数额，可是在我们看到国家财富的分配中，干苦力的农民所占的份额最小。
因为他们生产的是初级产品，他们的劳动是低级劳动，他们的商品是廉价商品，他们所得也只是微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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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价 劳 动 力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工人下岗是最受人关注的社会焦点之一。朱先生信心十足，立志要理顺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由于社会体制本身的缺陷，“补漏洞”方式使改革力不从心，事倍功半。几十年来一直是老大哥，突然间降格丢了饭碗，心里难以适应，“我们不知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到头来留下有权有势的吃香喝辣，我们却被遗弃了”；还听说有人因生活所迫而寻段见，悲剧！其它国家失业也很平常，没多久人们会适应的，只是有很多不平。
农民不是失业，尽管他们收获很少，却做了很多；廉价公民产品廉价，劳动力也廉价。农民问题是个永恒的问题，除非一百年后中国是否有可能象西方世界那样农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政府没有忘记九亿中国农民，只是做好事时雷声大，雨点小，损害农民利益时无风无雷却大雨滂沱。
农民自知身份卑微，只要饿不死冻不死，许许多多的不平他们能置之脑后，如果生存都难以维持，并出现盖世英雄，几百年来一次农民革命，至于小打小闹，野火烧不尽。
二十年来，中国不止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出门打工——民工，有的到沿海或是大城市，有的到小城小镇；有的到工厂，有的到矿山；有的去栽树，有的去挖煤，有的搞电站，有的修铁路，有的建房，有的筑街；补鞋的、拉板车的、掏下水道的、到饭馆里洗碗的、到城里当保姆的……只要找到活能挣钱，什么都做。他们就是中国一个新的阶级——民工，这个庞大【数千万上亿】的队伍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电影电视反映他们的生活，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但几乎没有人，没有集体或组织包括政府去关心他们的权利。中国民工是世界上最庞大其权利被人类忽视的群体，民工世界是随意的、无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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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 行 造林工程
※ ‘扬 拱’的 林 工
在‘扬拱’吃了晚饭，主人邀五、六个老乡闲聊，他们讲述一个刚离开此地没几天的‘林工’——种树民工的遭遇，使我每当看到林场、看到杉林、看到荒坡，就会闪现那悲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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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工’三十多岁，从两百多公里外的某县来‘找活路’——打工。林场已请当地人把杉苗栽好，林工的任务是看守，以防牛马践踏幼苗。林场‘片区负责人’——【听说是某单位干部】叫他砍草，年终时另外结算。林工为了能在回家之前多挣点钱，不分早晚，不管晴天雨天，无论严寒酷暑，从正月初几拼命干到腊月二十。
每当负责人下乡 “视察”，就给他带来米和油。他们站在山顶上，拿出纸和笔，“你砍的这一片只有二十亩”，“那一片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亩”，“好好干，年终时结账，得一、两千块钱回家，你老婆和孩子肯定高兴得不得了”。的确，补疤的衣包里揣上千把块钱回家，家里人还以为做梦一般，就象城里人摸奖得了一部轿车，不过农民的喜悦之情常常藏在心底，并不喜形于色。
那几片山坡究竟有多少亩，林工从哪儿知道，砍了五百亩，负责人说只有两百亩，他无可奈何，你替他卖力，钱在他手上，他的话就是真理。老板（负责人）每月来一次，并允诺十月份来一次，腊月初结账。已到了冬月，粮食早已吃光，草也已经砍完，老板的车一直没出现在乡村公路上。林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不想放弃那千把块钱，也不想借了人家的粮食不还而溜走，翘首以待。
他又到邻近寨子去讨粮，老乡们劝他：“你回家去算了，那些人是骗你把草砍完，他们不会再来的”。林工还抱有希望，等到腊月十几，还是不见老板踪影。他不知道老板（负责人）住在县城哪地方，即使知道他也要走两天才到县城，到了县城，也不一定能要得到工钱，“没在家”！ “没在家”！“过几天来”，“过几天来”，是那类耍无赖的人常用而又有效的手段。大家都知道他到村里讨了好几次粮，他不好意思再去，也不想等死。
他空着手而来，干了一年苦力活后，他空着手回去，并且还欠当地人几十斤粮。
如果你是小伙子或年轻姑娘，出门打工找不到工作或是工作太辛苦一路讨饭回家，来看你的人问长问短，感叹：“出门打工不容易啊”！虽然没有喜悦，但也没有精神负担，不怪自己无能，只怪运气不好，“现在下岗的人那么多，找工作太难”，无论旅途多么艰辛，最终还是战胜困难，回味一下令人欣慰；然而这位林工即使钻到地洞也解脱不了精神痛苦。
妻子、儿女知道他找到了活路，正等着他拿钱回来买过年肉。期望越大，失望越甚，惊愕之余，妻子会安慰几句，可当孩子把手伸进你的衣包：“爸爸，我要糖”，“爸爸，你答应给我买新衣服，在哪儿啊”，怎么向孩子交待？
我和那几个农民不知道林工走了几天才到家，一路上该不会出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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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洞’ 林 工
跨过四个县就到某县城，我在车站附近旅店住下。几位石洞镇农民与我聊天，他们村有一个同伴到某‘县办林场’——世行贷款造林基地打工，“刚过十五就去，家里的活都是他妻子一个人干，前几天（腊月十几）刚回来，去了一年才得一百七十块钱”。没有空手而归，总比‘扬拱’的林工幸运。
他去看看开往石洞镇的班车，因为还有一个多小时，打算到街上想买些东西回家，摸钱时才发现那170元钱被偷了，他想起上车时那几个小伙，“一定是被他们偷去了”。
他回到车上，呆若木鸡，没有流泪，可比流泪更痛苦万分。售票员要他买票，无论怎样解释，售票员都要撵他下车：“干了一年才得170块钱，谁相信你？还说什么被小偷偷走，没钱就给我滚下去”，“穷酸相，几块钱都开不起”。受了这番屈辱，他想下去，但晚上吃、住怎么办？售票员是个姑娘，但她不理会那一套‘乞求哀怜’，抓住他的衣服：“下去”！ “下去”！要是没有熟人帮他付车费，他要走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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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 途 同 归
一位中年农民到Ｂ县林场打工，他比‘扬拱’、‘石洞’林工的运气好一些，干了半年，身揣二百二十元钱。在本县县城住旅社，他没带身份证，被查旅社的警察把钱全部没收，赶出旅社，他只好到离县城不远的熟人家寄宿，第二天借路费回家。没有身份证，身上有钱就是盗窃嫌疑，钱被没收就算了，只要不被抓进派出所，收据之类玩意儿谁敢问，弄不好到了派出所东问西问，屈打成招，关进看守所，等一、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经公安部门或检察部门“查无实据”才能回家，那还不知要连生多少悲哀。
【后来我和派出所某位熟人谈到此事，他说：‘那个人有拐卖嫌疑’，总算让我找到没收220块钱的理由啦！】
都是93年腊月底，一个在东南部，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南部，地域不同，情形有异，结局都相似。
妻子走过去准备帮你拧东西，孩子跑过来问你要新衣新裤，问你要火炮烟花，一年半载的期望终成肥皂泡，窘境还会持续很久很久。
……………………
政府可以造林，农民也可以造林，如果是本地农户造林，外地来的民工（林工）只是开荒，本地农户自己栽树，林工（承包人）负责管理，顺便在杉林地里栽种玉米，自种自收，三、四年后杉树郁蔽成林就搬走。农民与农民之间智商差不多，欲望都不高，谈不上谁剥削谁，常常还互相帮助，两边都有利。
要是帮林场干活，情形大不一样，虽然国家（林场）拨款，但林工上面有包工头，包工头上面有大包工，还有林场各式各样的管理人员，一层一层盘剥，到林工手里只剩下几个硬币。他们都比林工精明，欲望也高得多。
栽树先要整地，即把荒地上的杂木、杂草砍光烧光，每亩地一个人要干一、两天；然后挖坑，每个坑约有30公分深，比水桶略大，每亩要挖250个坑，放肥料，移栽杉苗……在某林场，不计算土地租用费、林工整地费，我只把挖坑、购买树苗、移栽三项以林场所支付的最低价格计算，每亩至少花50元，然而一年多后，我在省报：“该林场造林时每亩造价35元”。挖一个坑一毛就花25元，栽一棵五分又花12.5元，仅仅这两项就要花37.5元，林场是如何精打细算呢？
“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 ！如此办事，有人高兴，有人沉默，国家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应该让人高兴，然而国家并未少花钱，精明的人捞了不少好处，干苦力的林工只分得一点残渣，花的钱越少，林工受到的剥削越深。
美国人高工资是美国人民的福气，中国人做什么都很‘节约’是中国民工的悲哀。
（林工的生活在《“584”工程与农民的怨声载道》中有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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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工资十元
每年腊月都是客运最繁忙的季节，在外地工作或在高校、职校念书的学生及出门打工的农民都要赶回家过年。从衣着、肤色、走路的姿态，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是民工。
“要回家（老家）过春节喽” ！放假回家，学生们都高兴；回家探亲，在外地工作的人们有探亲假，工资一文不少，有谁不高兴？民工们不同，尤其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农民。小伙子、小姑娘们出门打工，只要能混口饭吃，锻炼锻炼，父母对他们要求不高；那些中年人都是家长，赡养父母、抚养孩子是他们的责任。妻子一人忙里忙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一年忙到头；自己出门打工，挣不上一、两千块钱，妻子不埋怨，自己心里都会难受，更何况那些回到家时身上只有一、两百或是只有几十元的人们。有些人索性抛下妻儿老小，自己在工地上过年，要是回家那一、两百块钱的路费不是浪费了吗，寄回去够家里人用一阵子。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
腊月二十六，下车时天刚黑，候车室外几个妇女和年轻姑娘在招揽顾客，“住不住旅社”？“单人、双人都有”。我同七、八个民工跟着妇女走出车站，拐几个弯走进一条小巷。
两人房间每人五元，四人房间每人四元，那七、八个民工要求只住一间四人房，请主人把价格降低一点，男主人不肯，民工说：“我们自己有被子，就铺在地上睡”，最后七、八个人合住一间四人房，每人三元。能节约一块好一块，血汗钱大家都很吝惜。夜里，他们肯定两人挤一床，因为天气太冷。我出去吃了一碗粉，和粉老板聊了几句，回旅店时又和他们同路，那些民工和我一样，到街上小摊点随便吃点东西，否则不会那么快。
在火炉边同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正如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场合，只要提到征税、罚款、计划生育、乡镇干部工作作风……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有叙不尽的故事。他们离这儿还有三、四百里，有几个第二天能赶回家，另外几个还要到县城再住一宿。
他们在南昆铁路广西段打工。“在铁路上干活挣钱多吗”？…………“农民在哪儿都挣不到钱，不管多少，不出来找点活做，吃油盐都成问题”，“有技术的人一个月能挣两、三百或是四、五百，我们干体力活的一个月能挣百把块就算多的了，有些人才得几十块”。他们说：“有个同伴刚来时苦干一个月，月底结账，老板只给他十块钱；他没有损坏什么东西，伙食和大家一样，干活比别人卖力，不知老板扣些什么；因为他不会算账，只给他十块钱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人敢去为他说话，都怕老板不要”。“我们得的钱比他也多不了多少”。
每天至少十个小时的体力活，除了吃饱饭，每天能挣三毛钱，每小时挣三分钱，与那些“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小时最低工资五美元”相比，大家都是干体力活，你的收入只有他的千分之一，即使是那民工的同伴们，要是他们的收入是他的十倍，与美国工人相比，他们的工钱也只是美国人最低工资的百分之一或最多不超过五十分之一（把伙食算在内）。怪不得沿海地区已拥有数万元的农民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大洋彼岸。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垂死的”真理。
“那个人干了一个月，老板只给他十块钱”，其实那些民工可能还有类似的故事“那个人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得”，或者“那个人干了一个月，老板说工钱还不够支付他的伙食费”，即使有这类我曾不止一次听到过的类似的故事，民工们不一定对“陌生人”讲，他们怕我不相信。当一个人借给你三块八毛钱时，你知道他很穷，可要是他一分钱不借给你，你不相信他没钱，还以为他不肯借给你罢了；得了十块钱，说明他的确只得那么一点点，可以相信，要是一分钱都没得到，你会以为别人在吹牛。这些民工唯恐我认为他们在瞎吹，只好选那类中级水平的案例。他们用异常的目光注视着我，以为象我这类的“城里人”“有工作的人”会很惊奇。我已习以为常，因为这些故事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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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南昆铁路贵州段大部分并没在原公路附近，尤其黔桂交界向西延伸一百多里的路段，大部分是荒山峻岭，由桥梁和隧道组成，施工艰难又危险，修便道是修铁路的一部分。铁路老板都是些大老板或是铁路工程局，而修便道的老板大多是本地的承包商，这些承包商上面还有老板，下面还有包工头，包工头再去找民工。一是层层转包，二是这些承包商或包工头本事小，没能耐从国家那儿去捞钱——（搞不到批发，只能搞零售，）只有在民工身上算计，他们手下的民工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
某县政府官员以县府名义承包通过该县的一部分便道，他又把便道分段包给许多小老板即包工头，包工头去找民工。铁路局究竟拨给他这条便道几百万还是几千万，民工无从知晓，他们只是没日没夜，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苦干。
某一小工程如某一小路段、某一涵洞、某一座小桥竣工时，就到结账的时候。东扣西扣，有些人是“伙食钱加你的烟钱就已超过工钱了”，有些人得几十块，有些人得几百块，这是包工头认为你应得到的工钱，可这百把块钱你只能领到其中的一部分或是“等铁路局拨钱来再给你们”抑或“等我到大老板那儿要到钱才能发给你们”。为了那点工钱，他们无数次去找包工头，有些包工头在竣工前就已开溜，有些包工头对这个讲：“实在没钱，我先付给你一部分，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又对那个说：“我先拿我自己的钱借给你，不要讲出去”。大家知道包工头存心骗他们的工钱，但他们要么找不到他，要么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一帮民工中不一定是同一地方的人，他们各顾各，老板们能吃谁就吃谁，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民工们愤慨之余，有人把工具偷走或砸烂以泄泄气。有些人与包工头同村同寨，“你不给我工钱，我只好去你家拉牛拉马，你自己和大老板去算账”。有些民工脾气火爆，忍无可忍，提起匕首，拿着炸药威胁：“再不给我工钱就同归于尽”！也许因此会领到部分或全部工钱。在这无法律无秩序的混沌世界里，不通过这种野蛮手段你又怎能领到工钱？然而有此等勇气的人有多少？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去捞、去赚，什么道德、良心、人格、诺言都不能卖钱。一万块钱的工钱，能扣下几千算几千，原本素不相识，以后也没见面希望，毫无必要相互之间留下好印象；即使当时一个想吃掉一个，以后各奔东西，谁也不碍谁。有时包工头——小老板也有自己的苦处，他确实没能从大老板那儿领到钱，有人甚至先拿自己的钱垫付手下民工的伙食费，他欠民工工钱每人几百，而大老板欠他的可能是几千几万。
工程要竣工，他到处找大老板要钱，车费花一大笔，求爷爷告奶奶，实在躲不开，大老板假惺惺：“我理解你的难处，但上面不给钱，你叫我拿什么给你”，“下个月我一定补，要不然我到银行贷款也不会耽误你的”。大老板软硬兼施，小老板不得不就犯，不把工程搞完，他有充分理由不给你一分一厘，把工程搞完，你也就失去了与他谈条件的砝码。大老板能拖就拖，拖不下去就：“只有这几千，还差一部分，要就拿去”，小包工两头为难，大老板不给钱，民工又催他要工钱，他的烦恼不压于民工。
至于大老板，他们是否真有难处？也许工程款已到他们手上，能拖就拖，能扣就扣；也许上面的确还欠着部分工程款，那些工程款已被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挪作他用，“那些事情你自己想法处理，有我们做后盾，有公安做后盾，你怕什么”？也许中央还未拨款，也许人民币还未印刷……
小鱼本想吃虾，免不了有时要被大鱼吞掉。我听到一些同那官员打过交道的人提到他时恨不得吃他的肉，肉没被吃掉，却越长越肥。便道修好后才开始修铁路、修车站，火车通了，大老板欠小老板的钱还没付清；至于民工，得不到那工钱，他们也不会饿死，他们早就到其它地方接受剥削去了。
※ 辛 酸
从浙江来一对青年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以为到这里来打工会赚一些钱，一家子全都来，在人称“百万富翁”的老乡手下的手下干活。老乡承包一段便道，他“公务”繁忙，很少到工地去，也拖着不拿钱给手下的包工头，包工头没有钱加之东扣西扣，青年夫妇实在过不下去，又没路费回老家，他们把孩子‘卖给’当地人。
他们不象拐卖犯那样要几千几万，只要几百元作路费。青年夫妇抛下孩子或者说卖掉孩子，不能全怪小包工、大包工不给他们工钱，也许夫妻俩为了打工已把家当卖掉作路费，也许他们那儿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回去要被罚款，也许他们那儿很穷，出来这么久空着手回去，两个大人随便到哪儿都能混饭吃，怎么养活孩子？也许他们还可以再生，也许他们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等以后找到钱再回来接孩子，浙江的农村并非都象西部的人们所想的那样富有。无论多少种猜测，用儿子换路费回家说明这对青年夫妇已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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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术 工 人
小张是隧道工，在工地上一起干活的一帮湖北人与当地联防队发生冲突，被以非法拘禁罪逮捕。他太憨厚，其它人都放回去，只剩下他和与联防队发生摩擦的那两兄弟留下。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他又承认了一句“我只打了他一拳”。
他们陈老板是福建人，他们已经打了三个隧道。在找到那帮老乡之前，小张打零工，挣得的钱只够维持生活，有时一天能挣十多二十元，第二天、第三天就不一定能找到活干，打了一年零工没往家里寄一分钱。
承包隧道是大老板，他们那些设备价值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他们能从国家那儿赚很多很多的钱，不象小老板那样小气，只有榨取民工的钱。大老板手下的民工（技术工人）待遇要好一些，小头目每月能挣七、八百元，隧道工除伙食外每月也能挣两、三百元，收入不是很固定，小张干了一年多隧道工，寄回去二千多元，他们算是较为幸运的民工。
※ 国民财富怎样分配
南昆铁路总投资198亿元，平均每米要投资两万多一点。铁五局合同工小邓（月工资500元）说：“铁路隧道拨款每米一万三左右”，民工小张说：“每米约一万一、二”，“我们打的隧道几乎也是人工挖的，打
如果马克思再活一百年，仍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会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外星人才干得出来。
南昆铁路全长近九百公里，仅仅是修建铁路历时四、五年，参加建设的官员、技术人员、工人、民工以及有关的人数以百万计，有的赚了数百万元，有的赚几万，工人们虽然挣不多，每月四、五百元收入总比民工强得多。至于从四面八方准备来‘淘金’的民工，有本事的当了小头目，能挣几千上万元；绝大多数的民工如果两、三年都找到活干，也能挣几千近万元。要是打零工，这里干两个星期，那里干一、两个月，一年只有半年活，能挣几百块回家过年就算碰上好运，有些甚至烟钱都找不到，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尽管如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耗资上百亿的工程免不了有人致伤致残，有人丢掉性命，尤其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文明程度不高，人权意识淡薄，民工地位低下的国度里。
我数次听到各地民工叙述：无论修便道、架桥还是打隧道，时常发生事故，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有从桥上摔下而死，有被炸死，更惨的是滑坡或塌方以及隧道崩塌，死的不只一、两个。如果是轻伤，老板花几百块钱就可医好，如果当场死亡，老板给丧葬费及一些安抚费，倘若是严重受伤，老板至少要花上万元医药费，还有未来生活等费。人活下来为了生存，他要和你争要这要那，碰上这种情况，老板自己把病人拖走，民工再也见不到。要是隧道崩塌，老板和其亲信进洞，不准旁人接近，半夜拖出来的全是死尸，洞里的恐怖情景，除了进洞的几个人外，雷公也不知，亲信们也不敢透露风声，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并且一个来自一方，永不相见，无仇恨也无感情，出门打工为的只是钱。
后来民工们在叙述故事时只是说：“听人这样讲”，把“我”变成“他”。
如果是铁路局承建，他们资金雄厚，工人们多少受过训练，安全意识强，并且“又不是花我的钱，干嘛昧着良心干呢”。工人们在一起的时间都比较长，彼此之间是朋友、同事，他们是一个集体。私人老板承建的工程不一样，赚多赚少都是他一个人，民工没受过训练，他们又没什么地位，对事故的处理肯定草率得多，不可能因为一、两桩事故就让他破产。
共产党得了天下，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老板们赚了大钱，里面有着许许多多民工的汗，甚至是血。这类死亡事故少见，但绝不能与英吉利海峡隧道相提并论，据报道修这条隧道英方死两人，法方死七人，英、法都是建国好多个世纪的高度文明的国家，竟然还有人死亡，何况我们“建国只有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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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即是人民）花了很多钱，铁路总算修通了，这是大好事，有人从中得了很多，有人从中得很少，无论国家财富怎样分配，只要不把钱存到瑞士银行，终归是中国人的国民财富。当我们庆祝全线贯通的时候，当我们坐在火车上向窗外眺望那一条条隧道，那一座座大桥，我们会为人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南昆铁路以及许许多多的地方，中国的民工不知洒了多少血汗，流了多少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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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活路’——打工的童年玩伴
※ 人间最好的伙伴
我们家就我和我哥两人，离寨子有一里路，一百米外是王家。王家大伯子家老二叫阿贯，念书时我比他高一个年级，念到初一就回家。
到了晚上，我哥常常出去‘赶表’——【少数民族一种习俗，相当于‘准恋爱’，一人可以同时结交几个异性朋友，相互赠送礼物等，而后来结婚成家的往往不是这些异性朋友，而是父母在你童年时订的‘娃娃亲’。】，一个人守家很害怕，就叫阿贯来。除了不在一起吃饭，念书在一起，放牛砍柴在一起，晚上也睡在一起，即使到县城念高中还是到省城读书，放假回去也一起，不下一千零一夜。
我到县城、省城念书几年，阿贯就到那些荒山较多的村寨‘找活路’——打工，去帮人挖地，去帮人砍草，去帮人开田……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谈恋爱，他说：“你比我会说话，等你毕业后带我到那些寨子转转，找一家上门女婿”，以免留在老家同哥哥、弟弟分那几块田地，过一辈子穷日子。我毕业回到县城的前两天，也就是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天，阿贯因染上痢疾而死。
那段时间痢疾传染，许多小孩因此死掉，我哥也病入膏肓。阿贯死的那天，我哥被送进医院，一个星期后痊愈，花去医药费158元，一百多块钱挽救一条人命。阿贯家很穷，他出去找活路——打工的那几年除了混口饭吃，没什么积蓄，他的病拖了很久，父亲才去请乡里一位赤脚医生来输液，悔之晚矣。寨里人都责怪他父亲不去借钱医他，三个月后，阿贯五十多岁的父亲从不到两米高的楼梯摔下来，没受什么伤，卧病在床一个星期后忧郁而死。
我为失去童年朝夕相处的伙伴而落泪，为失去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同伴而哭泣，阿贯去了，他的堂弟阿利可以填补我心里的那一片空白，使我减轻了十年来许许多多可能因为思念故去的伙伴而产生的忧伤，然而，是我命中注定要孤独，还是鬼的世界更需要他们，恰恰十年，我又遭受同样打击。每当要想起他们时，我就想方设法去想别的事或去干别的活，然而恰在此时，我无法控制住眼泪掉落在稿纸上，只好让它流个够，明天早上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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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活”路，却医不活自己
阿利只有一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哥哥，没有姐也没有妹，父亲（阿贯的二叔）在北京当工人，是那种最穷最没本事的工人。他的哥哥念小学一年级时，放学集合报数时碰对了几次，因此升入二年级，读了五年都没能升入三年级就只好回家放牛、挖地；阿利十七岁念到小学五年级，他不好意思再继续读，毕业证都不要算了。
小时候，无论小伙还是小孩，到了晚上常常聚在我家玩耍，我们就哄他：“那地方有鬼，竹笼里有狼”，吓他让他不敢回家。我毕业时，阿利已是个大小伙，长得乖，又勤快，人品没什么要挑剔，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话，方圆十里的姑娘们毫不掩饰地说：“嫁就要嫁象阿利的那种人”。我一席话改变了他的人生。我借给他一百元补作路费，93年春节刚过，他父亲带他到北京打工。
他去了北京，一年后我进了监狱，我们都没能回家，直到98年春节，他知道我已出狱，从北京赶回家过年。腊月二十几他先到学校来看我，第一眼我没把他认出来，因为变得又瘦又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并且他心里好象有个什么沉重的负担，与五、六年前活泼潇洒的小青年判若两人。他对我说：“表哥，我们好几年没睡在一起了，补课完后你一定要回家过年才行”，可是因为一些琐屑小事，我没能回家同他一起过春节。过了十五，寨里有四、五个男人同他一起到北京去打工。
不到一个月，他在北京生病。如果在那儿住院，必须先交五千块钱入院费，哪来那么多钱？去把父亲的工资和奖金领了三千元作路费（其父还在老家未返京），同去的两个亲戚千里迢迢把他从两千多公里外的京城护送回老家治病。
我到小镇医院看他时，他瘦得只剩下骨架了，我鼻子一酸，“要回北京的话，等病好了，多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他说：“病好了也不再去北京了”。我困惑，无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总应该比我们老家好，中国的首都，为何不想再去呢？肯定有难言苦衷。首都并不值得每一个人都向往，那不是穷人的首都。医生说：“恢复得差不多了，让他回去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亲戚们把他抬回去，一个星期后，阿利就死了。
人，总是要死的，要么在刚出生几个月，当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和他建立感情时死去，抑或七、八十岁，老有所终，人们对他也没有什么期望时去世，大家会少一些悲痛；可是当你才二十多岁时，人们对你充满希望，对你抱有幻想，你的离去叫人怎能接受呢？阿贯去了，他的三叔在外地帮别人挖地时病死在山上的木棚里，一年后阿利也随之而去，这一大家子分成三家，每一家都遭到厄运。阿贯死去了好几年，他母亲看到我回去时还悄悄地哭，现在我不敢回家，不想看到老人们的眼泪，不想激起老人们对逝去儿子的回忆。我和阿贯睡过的床早已拆掉，我和阿利睡过的床不知拆掉没有。
农村是农民的天地，在城市里，苦活、累活、脏活全都是民工的‘职业’，低级劳动由低等人来完成。为了挣钱，民工不管工作时间长短，顾不上工作环境好坏，有些因过度劳累，有些因工作条件恶劣而患各种各样的病。这些病不是因工伤事故而引起的外伤或内伤，而是潜在、慢性病，民工自己不一定察觉，即使察觉他们也没法加以重视，“先挣钱再去治病”，于是病情越来越恶化，小病变成大病。
医学上没有几种难治或不治之症，可民工患的普普通通的疾病也治不好，因为他们没有钱。高贵的人掉下几根头发都会恐慌，低贱的人死了几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的身份、地位越高或是所处的社会越文明，其生命越宝贵，反之，其生命越廉价。
阿利回北京时胸口已疼痛，死时胸部有一大硬块，如果不是结石（粉尘堆积）就是“硅肺”之类的职业病。听说他曾做过泥瓦工，一定是死于如打砂、做石棉瓦、采煤、挖矿等常会有的“粉尘堆积”类职业病。
民工们总是抱着希望进城或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要是找到较为稳定的‘活路’，可以挣到一些钱，如果是打零工，有些人车费都赚不到。民工的收入时常与知识成正比，堂弟在他同母异父哥哥帮助下到北京打工，他已念到初二，因家里太穷而辍学，在北京，一边在菜市场做清洁工，一边读夜大，“能混到哪时候算哪时候了”。阿利小学都没毕业，只有永远干苦力，去了五年，没有积攒什么钱，要是他也象大多数民工那样没有父亲在北京工作，没有借钱的地方，他只好“失踪”。“病好了，也不再去北京了”，民工的辛酸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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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 削 不 犯 法
从部队复员的堂兄在阿利回来后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干了几个月，要结算时承包老板把钱全部卷走，他们几十个民工只有各走各，大家都很公平，都没得到工钱。有些人只要能先吃上饭，不得不再去让别的老板骗；堂兄后来在饭馆里找到‘活路’——洗碗刷碟，‘包吃包住，一个月可得三百块’。大男子汉，一天不停干十几个小时，他也受不了，“牛马也会累，何况人呢”，挣足路费，马不停蹄返回贫困落后的云贵高原，‘还是啃泥巴算喽’。
拿着公款去首都“出差”“学习”“考察”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去故宫、去长城，而民工们最大的愿望是在天安门前照一张像。对于公款族，北京是天堂；对于找‘活路’的民工，北京只是令人向往而又心酸的驿站。
在中国，诈骗有时是犯法的，而剥削却没有违反哪一条法律，中国又没有最低工资制。老大哥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不过在城里，他们也算 ‘本地人’；即使是末等公民——农民，他们的权利有时也会得到保护，可是出门打工的农民——民工，一旦他们离开了根据地，到别处谋生，无论他们受到怎样的剥削、压迫、欺骗，从没有人过问。
对‘下岗工人’问题，尽管不尽人意，毕竟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人们也理解政府的难处，理解朱先生的苦心，理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岗”是当今社会焦点。关于农民问题，人们偶尔会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了解到一些，但没有人想到民工有什么权利。从《打工妹》，《打工仔》，《闯上海》，人们了解民工的一些生活，其实民工本是城市的一部分，谁都了解，但又很少注意他们，好象他们不是公民，的确，他们几乎没有城市户口。电视、电影结尾只有喜剧，而现实生活中民工的结局有太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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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有价，‘力气’无价。
七、八月份，农活不是很忙，我到Ｂ县某金矿，当地有一些农民在那儿挖矿，“五块钱一天，自己带吃的”，我问：“一日三餐，要是把伙食费除外，你们一天不是只挣两、三块吗”？“我们一天只吃两餐，天一亮，我们就起来干三个小时左右，要到十点钟就煮饭吃，个把小时后又继续干到天黑”；“这段时间在家也没事干，想到外地去找活路又没车费，也不一定找到，得几块算几块，总比闲在家好”。至于金矿老板不知赚了多少，民工们一天干十个小时挣不到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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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县因天生桥电站带来的利润，国家工作人员工资、奖金都比邻县高出许多，电站、税收……与农民没多大关系。Ａ县某镇是煤乡，可这黑色的金子并没给当地农民带来好处。从煤乡拉一车煤到三百公里外的百色市，一次净赚一千一、二，然而在煤矿上车时，那些姑娘们上一车煤只得五元钱，只要有活做，苦就苦吧。修南昆铁路的外地民工说：“车子到了工地把煤卸下，要挑约一百米才到伙房”，“五块钱一车她们也干，还高兴得不得了，又说又笑，一天挣不到两、三块”，要是找不到‘活路’，“大姑娘去赶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 阶 级 对 立
当你走在沙漠上，五快钱一杯水，你不得不喝；当你找不到活路抑或哪地方都一样，几块钱一天也不得不干。为了几块零花钱，你一天到晚要干十个小时；为了养家糊口的那一百元钱，你要付出相当于一千元钱的劳动，你不干别人干，找不到活路的穷人多着呢。
几年、十几年过去，民工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有人挣了点小钱，有人空着手回去；老板原来只有几万块，后来有了几十万抑或有人成为百万富翁，民工不会因老板发大财而得到什么残羹剩炙，他们早已去了不知哪儿了。有福不同享，有难要同当，要是老板由于经营不善或本没多大能耐以及别的原因使工厂、企业、公司倒闭，或者承包某一项工程亏损，民工一定会倒霉，会因此损失几百几千工钱，毫无疑问，老板却可能损失几万几十万。可是损失几百几千的民工回到家时孩子摸衣包，掏裤袋，一无所有；损失几万几十万的老板们却还能抽万宝路，喝五粮液，吃山珍海味，进卡拉ＯＫ厅，麻将桌上大把大把地甩。
“我出钱，你出力；我承担风险，你只知道埋头苦干；我能把这么多人组织起来，你只是管你自己；我做的比你做的重要得多……因此我理应多要，十块钱给你们两、三块就算仁慈了”。“我原来也是民工，你可以从民工变成老板，然后也可以去剥削别人啊”。的确，有许多从民工变成老板的成功先例，可这只是作为个体，对于整体来说，总有民工阶层，总有被剥削阶层。【经过千万年的变迁，成为金子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仍是泥沙。】
民工无话可说，在理论上、在争辩中你是输家，现实中也是输家；即使你巧舌如簧，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逻辑上你是赢家，对骂中你是赢家，正如共产世界大骂“垂死的资本主义”几十年，骂是骂赢了，精神上胜利了，可现实中你骂的时间越长，与别人的差距就被拉得越远。
本来民工与老板不应该是对手，而应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互利互助。当下造成如此对立，并非源于民工或老板，而是源于我们时代，我们时代偏离真实、偏离人性，以致有这等扭曲。民工与老板（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程度将会随着社会文明的提高而逐渐降低，也许有一天，不再有民工与老板的明确界线，可是，中国离这一步还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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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民工苦出来的，尽管在这庞大的躯体里有许多柱虫继续啃咬，可数以亿计的中国民工用他们的汗水去堵住，使它能持续不断地运转，使它能继续增长。
城市里宽阔的街道是他们建造的，这些街道只供城里人消遣，他们只是过路客；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他们一砖一瓦堆砌起来的，可他们只能住在高楼背后或远离市区的贫民窟抑或回到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的乡旮旯；城市的垃圾、下水道是他们清扫，人们却时常抱怨：‘他们就象垃圾’；城市也是他们建起来的，建好后城市人就想把他们撵回乡下，因为“民工使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犯罪率上升”。
他们并不奢望能享受城里人所享有的福利，只是想找一寸立足之地都太难太难，别的不说，身份证、暂住证就使得民工们找活路时提心吊胆，被撵出旅店，露宿街头，甚至被送进谴送站、拘留所。而几乎许多文明世界的东西如逛公园、ＯＫ厅、游乐场、歌星、球星、奥运会、世界杯……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不苦不累不流汗阶级享受；不流汗阶级的生命也宝贵得多，因为健美操、太极拳、长寿秘诀、健康食谱……也只是城里人的东西，与农民（民工）没关系。
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农民（民工）的贡献比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大得多。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更是历史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却是历史的牺牲者。倘若哪一天中国有独立工会，下一步就应该有相应的农会，再下一步就绝对不能忘记中国的民工了。